非凡的井原西鶴

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接近末尾處主人公各有一句話，實為畫龍點睛之筆。前一本里，世之介說：“這個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男妓、妓女和風(fēng)流女我都無一遺漏地見識過了?！焙笠槐纠?，“我”說：“出賣色相的行當我全都干過了?！闭摷一蚍Q這兩部小說為“社會文學(xué)的杰作”，或稱為“‘好色’文學(xué)的佳品”；其實無論屬于哪一種文學(xué)，都應(yīng)該以這兩句話為前提去理解。而這正是井原西鶴有別于此前此后日本和世界大多數(shù)作家的地方；所著之所以無可置疑地成為“杰作”、“佳品”，亦與此不無關(guān)系。按照西鄉(xiāng)信綱等著《日本文學(xué)史》的解釋，世之介是“天下第一好色漢”，“我”是“天下第一放蕩女人”；這大概是作品分別取名《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之題旨所在。然而世之介和“我”并非尋常人物。他們的話不約而同地強調(diào)了自身經(jīng)歷的完整性；作者描寫此種經(jīng)歷的意義，首先就體現(xiàn)在這一點上——借此展現(xiàn)另外一種“完整”，無論是作為存在的“社會”，還是作為觀念的“好色”?！逗蒙淮小泛汀逗蒙淮范际蔷鼹Q對于“好色社會”的全景式的把握。作者的另一部作品《好色五人女》，雖然由五個獨立的短篇故事組成，所有故事卻屬于同一類型，仍然旨在體現(xiàn)一種“完整”?！綆еv一下，日本小說譯為中文，書名往往沿用原來的漢字寫法，不過“同文”卻未必是同樣意思。而日語“色”及“好色”本身含義也很復(fù)雜。譯者說：“三部作品同冠以‘好色’二字，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有些刺眼。實際上‘好色’一詞，日本的釋義和中國不盡相同。中國的‘好色’是以男性為主，指男性玩弄女性。日本則不然，指的是男女互相喜愛乃至癡情。”這番話形容《好色五人女》比較恰當，我曾見過此書別一譯本，即題為《五個癡情的女子》；《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則似乎還以前引《日本文學(xué)史》的解釋更近實際。

《好色一代男》里，只有世之介這個人物始終存在；他“見識”的“各式各樣的男妓、妓女和風(fēng)流女”，登場一次便不復(fù)出現(xiàn)。《好色一代女》里，“我”則把世間各色身份、不同級別的妓女逐個當了一遍；其間遭遇的一干人等，亦有如過眼云煙。世之介一生境遇雖然多有變化，所經(jīng)歷的一系列事件，卻無明顯因果關(guān)系；“我”也同樣如此。作品這種結(jié)構(gòu)方式，似乎與西方文學(xué)史上稍早出現(xiàn)的“流浪漢小說”不謀而合，均由一個主角來貫穿全書的情節(jié)?！逗蒙淮犯捎昧舜祟愋≌f常見的自述體寫法。有所不同的是，“流浪漢小說”的情節(jié)往往是雜湊的；西鶴的小說盡管也不具備亞里士多德《詩學(xué)》說的“情節(jié)的整一性”，所有事件卻不可或缺地構(gòu)成前述“好色社會”的一部分，從而被賦予一種情節(jié)之上的“整一性”。也就是說，當“我”道出“出賣色相的行當我全都干過了”時，此前的所有行為都不再是偶然或個別的了；對世之介來講，也是這樣。說來西鶴作品與大約一百年后歌德的《浮士德》略有相近之處，世之介與“我”歷盡“好色社會”，有如浮士德在梅非斯特的引領(lǐng)下穿越時空。相比之下，《好色一代女》在這一點上顯得更為突出。

將前引世之介和“我”的話對照來看，會發(fā)現(xiàn)他們說的本是一回事；世之介既然聲稱“這個世界上的各式各樣的男妓、妓女和風(fēng)流女我都無一遺漏地見識過了”，那么“我”應(yīng)該也在其列。《好色一代男》里，這個角色只是世之介的對象之一；《好色一代女》里，她替代他成為主體。兩本書的價值取向是完全對立的——世之介“祝愿她們能‘永為名妓’”；“我”卻說：“回首自己的往事，滿身的恥辱，無可哀告。”世之介曾經(jīng)“仔細思索，感到信佛毫無樂趣，來世如何，誰也沒有見過，最終還是覺得以往那種既不近鬼神，也不見佛院的人間俗世更好些”；“我”最終卻接受了這樣的勸告：“死的事交給時間安排好了。拋卻以往的妄念，復(fù)歸本來之心，進入佛道?！笔乐橄氲氖恰叭松喽獭保拔摇毕氲氖恰叭松嚅L”。兩本書的色調(diào)，其一明亮，其一晦暗。加藤周一在《日本文學(xué)史序說》中，把《好色一代女》稱為“一部反《好色一代男》的作品”：“它寫女子一代的性生活，與男子一代的性生活尋求快樂得勝而驕傲的樂天主義是相對照的；它是寫從太夫逐漸下降，最后墮落為街娼的悲慘過程的悲觀主義?！薄度毡疚膶W(xué)史》則強調(diào)《好色一代男》“完全是依靠偶然性和空想來安排情節(jié)的”，而《好色一代女》“自始至終探索了一個以出賣肉體為生的女性的命運”，區(qū)別在于一虛一實?！髡咴谛≌f中也曾借一位妓女之口指出，世之介“是日本這塊土地上不曾有過的人”；而“我”則“把自己內(nèi)心清純的蓮花從它盛開直到枯萎的這一生一世的所經(jīng)所歷，毫無遺漏，直言相告”。《好色一代男》寫在一六八二年，《好色一代女》則于四年后面世；其間作者的認識容有提高，遂以后一本書來“反”前一本書，亦不無可能。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兩部作品分別從男性與女性、虛幻與現(xiàn)實、肯定與否定、愿望與命運的立場或?qū)用鎭戆盐铡昂蒙鐣?，從而展現(xiàn)更高程度上的一種“完整”。至于將男性置諸虛幻的、肯定的和表達愿望的一端，將女性置諸現(xiàn)實的、否定的和承受命運的一端，則顯出作者眼光的獨到與深刻之處了。

論家談及《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常與中國古代的《肉蒲團》和《癡婆子傳》相提并論。實則截然不同。最突出的一點在于，雖然世之介與《肉蒲團》里的未央生，“我”與《癡婆子傳》的癡婆子行徑仿佛，西鶴筆下卻全無淫穢描寫。我想這并非出乎道德方面的考慮——《肉蒲團》和《癡婆子傳》或許是故意要寫，《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卻不是故意不寫；此事大概與作者所處立場有關(guān)?！度馄褕F》和《癡婆子傳》那種寫法，畢竟帶有獵奇色彩；作者乃是置身此一世界之外，向著內(nèi)里窺視。西鶴所著被稱為“町人小說”，作為町人即城市商人的一員，他完全屬于那個“好色社會”。生息其間，是以“見怪不怪”；當他對這一社會做全景式的把握時，并不為外在的趣味和關(guān)注點所左右。因此可以說，《肉蒲團》和《癡婆子傳》“隔”，《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不隔”。但也可以反過來說，《肉蒲團》和《癡婆子傳》“不隔”，《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一代女》“隔”?！笠环矫妫绫刃腥嗽凇度毡粳F(xiàn)代文學(xué)的起源》中所說，井原西鶴“到底是不是我們所說的現(xiàn)實主義者實在可疑。正如莎士比亞在先驗的‘道德劇’框架中，以古典為基礎(chǔ)來寫作戲劇一樣，西鶴并沒有觀察‘事物’”?！度馄褕F》和《癡婆子傳》所寫近乎“當下所見”；西鶴面對的則是整個“好色社會”；“社會”之為存在，“好色”之為觀念，均遠遠超越于“當下所見”。歸根結(jié)底，彼此所表現(xiàn)的并不是同樣的東西。

然而井原西鶴也還留意別的方面：季節(jié)交替，景色變幻，衣著打扮，舉止言談，等等；不肯放過其間種種微妙之處。日本人特有的審美趣味，在《好色一代男》《好色一代女》和《好色五人女》里有著充分體現(xiàn)。世之介和“我”可以分別視為陽剛之美和陰柔之美的化身。川端康成曾說：“日本小說始于源氏，達于西鶴，由西鶴而達于（德田）秋聲?！币詫徝荔w驗作為日本文學(xué)的主要線索，井原西鶴的確起著承前啟后、發(fā)揚光大的重要作用。此種審美體驗，總是落實于某一細部，某一瞬間，由此升華達到永恒。這里舉個例子，《好色一代男》描寫世之介愛上隔壁牢房的女人，二人同獲釋放，她卻被人劫走了：“他支撐起上身尋找，但是，女人早已無影無蹤了。只剩下那輛柴車，使人回憶女人躺在那里的姿態(tài)。世之介悲痛欲絕：‘本來，今天才是我們初夜共枕的日子?！墒?，我們僅是兩心相通，我連你的肌膚是粗是細都不得而知，實在太可惜了！’他越想越悲傷。巡視四周，見有一只黃楊木梳子掉在那里。世之介拾起梳子，仔細把玩：‘還帶股油味兒，說明這是那女人用慣了的什物。這是勝過一切的紀念品?！辈唤钊讼肫鸷髞硖锷交ù摹睹薇弧罚鶎懩兄魅斯珢蹜倥茏佣荒軡M足，遂將她蓋過的被子狂嗅不已，或許正是從西鶴那里得到啟發(fā)。

二〇〇四年八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