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xiàn)代日本白居易詩歌研究綜述

查清華　聶改鳳

近現(xiàn)代以來，以白居易為中心的中唐文學研究一直處于日本唐代文學研究中的主流地位。正如馬歌東所說：“在日本，關于白居易的系統(tǒng)的科學的研究，與整個社會人文研究同步，是從明治以后才開始的。”⁽¹⁾特別是1945年以來研究者增多，研究論著數(shù)量逐漸增長，尤以20世紀90年代成果最為卓著。1990年成立了日本“中唐文學會”；1993至1999年出版《白居易研究講座》（全七卷），主要收錄日本白居易研究的各項重要成果；2000年起每年一期的《白居易研究年報》，展現(xiàn)了日本學界關于白居易研究的新進展。日本學者靜永健曾說：“日本學術界對白居易格外關注，關于白居易的學術研究歷史悠久，自成體系，經(jīng)過幾代學者努力，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是一個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sup>(2)對日本學界關于白居易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總結，可為國內相關研究提供可資借鑒的學術資源。

一、傳播、受容與影響研究

白居易生前，其詩就已傳入日本，當時的平安朝掀起巨大的白詩熱潮。關于白詩在日本流播情況的研究，“二戰(zhàn)”后成果數(shù)量逐漸增多，既有對白詩整體受容概況的考察，也有就某些詩歌的受容或就日本文學作品看其受容等角度進行探討。20世紀五六十年代較為代表性成果有：小松茂美《平安時期傳入之〈白氏文集〉與三跡的研究》⁽³⁾、丸山清子《〈源氏物語〉對〈白氏文集〉的受容概觀》⁽⁴⁾、近藤春雄《白樂天在日本——以〈琵琶行〉的受容狀況為中心》⁽⁵⁾。尤為值得一提的是堤留吉《詩歌創(chuàng)作上模仿、繼承的各種樣態(tài)——以諸家對白樂天詩的評論為中心》⁽⁶⁾，從評論白詩的材料出發(fā)，考察日本詩歌創(chuàng)作對白居易詩歌的受容。

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關于白詩受容研究的層面逐漸擴大，成果也逐漸增多。如太田次男《白詩受容考——關于香爐峰雪撥簾看》、《〈白氏文集〉的受容及其研究史概要》，丸山清子《對白詩傳入初期狀況的考察》，平川祐弘《漢文化與日本人——關于白樂天的受容》等。這些成果收入由太田次男、神鷹德治、川合康三合編《日本對白居易的受容》⁽⁷⁾和《圍繞白居易詩受容的諸問題》⁽⁸⁾兩書，學術價值頗高。

進入21世紀，又有中純子《詩在人口——地方上的白詩傳播》⁽⁹⁾、波戶岡旭《白詩的受容與道真》⁽¹⁰⁾等新的成果面世。靜永健專門考察了不同時期的白集版本對高麗和日本兩國受容產生的實際影響。其《論〈白氏文集〉于十三世紀東亞漢文化圈中的受容》一文認為，在13世紀，高麗主要是宋刊本，而日本是8、9世紀傳入的唐抄本，因而產生了不同的受容⁽¹¹⁾。渡邊優(yōu)子還提出從抄錄詩的數(shù)量及時代變化情況，來考察不同時期白居易詩歌的接受狀況這一新的思路⁽¹²⁾。

日本受容白詩的方式，除了漢學者直接用漢文接受以外，11世紀發(fā)明了日語訓讀法。此外還有摘句的方式，岡部明日香《〈榮花物語〉對新樂府〈繚絞〉的引用——以訓讀、摘句方式的白詩受容》，提到為朗詠而對白詩摘句和訓讀的兩種受容方式⁽¹³⁾。

關于白詩受容原因的探討，早在14世紀日本五山文學學問僧的代表虎關師煉就已論及。他在《濟北集》中將白居易詩集在日本廣為流行的原因歸結為白詩平白淺易的特點。后來，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一書中也持相似觀點。他引江戶時代的學者室鳩巢《駿臺雜話》：“我朝多有古時唐土文辭，能讀李杜諸名家詩者甚少。即使讀之，難通其旨。適有白居易的詩，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風，平易通順的程度，為唐詩中上等，故學《長慶集》之風盛行。”⁽¹⁴⁾江戶初期儒學者那波道圓刊印銅活字版《白氏文集》時，曾撰寫《白氏文集后序》，將白詩流行的原因歸結為白居易的名氣和他對文集的重視⁽¹⁵⁾。持此觀點的還有青木正兒，他在1932年提出白集流行原因為白居易在中國較高的詩名及其詩歌的平易有情趣⁽¹⁶⁾。

在上述原因的基礎上，1943年金子彥二郎又加以補充，提出兩國的社會環(huán)境極其相似，白居易的地位及性格與平安時代的學者相似。渡邊優(yōu)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時代的接受情況》繼承這一觀點，并歸納為白詩所產生的中唐社會背景和日本平安時期的社會狀況比較相似；白居易與日本接受者在價值取向上的一致性，即白詩符合日本物哀、感傷的“國風文化”特色⁽¹⁷⁾。金子彥二郎還提出《白氏文集》在數(shù)量和質量上具有“文學事典兼辭典”的性質。后來神田秀夫將此認識深化，認為正因為白集作為“辭典式”的存在，才導致受容時一句一聯(lián)的斷裂，而沒有對作品整體性思想的把握。1948年神田秀夫提出，白居易的長壽，晚年較為得意的官場，儒道佛思想兼具以及溫和自然的性情，都是平安朝人熱衷效仿的對象，都促成了《白氏文集》的流行。1982年藤井貞和另辟蹊徑，提出新穎的觀點，認為白詩的流行原因在于日本學問家之間的競爭，某一學問家先行接受白詩，并作為自家之物后，其他的學問家會爭先效仿。對日本學者歷來關于白詩流行原因的看法進行系統(tǒng)梳理和比較的是丸山茂《〈白氏文集〉在日本》⁽¹⁸⁾，該書對青木正兒、金子彥二郎、神田秀夫、藤井貞和等的成果進行批判繼承，使這一問題的探討越來越明晰。水野平次《白樂天和日本文學》曾提出平安朝文人除舊納新的思想，即對已有《文選》舊體的厭倦，白詩的傳入給他們帶去清新的風氣，遂使學習白詩成為風尚。丸山茂認為這是水野平次就接受者角度看《文集》流行的一個原因⁽¹⁹⁾。此外，新間一美《白居易〈長恨歌〉——與日本對其受容的關聯(lián)》⁽²⁰⁾、中西進《日本白詩流行原因》⁽²¹⁾也是這方面的重要成果。

日本學者關于白詩對日本文學影響的深度研究比中國早將近五十年。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水野平次著《白樂天與日本文學》，第九章為《白居易對日本文學的影響》，從王朝時代、武家時代（又分為鐮倉、室町文學與江戶時代文學）兩個時代、三個階段詳細展開。首次就白詩對不同時代、不同文學樣式的日本文學產生的影響進行細致分析⁽²²⁾。金子彥二郎花費二十余年精力，專門致力于《白氏文集》對日本文學的影響研究，出版《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主要探討了白詩對日本文學特別是平安朝文學《句題和歌》、《千載佳句》等的影響⁽²³⁾，第一冊出版時正值中日戰(zhàn)爭，關注的人不多，后來再版，漸受關注，價值頗高。

戰(zhàn)后直至當今，關于白詩對日本文學影響的探討越來越多，角度也更加多樣化。矢野光治的《白居易及其詩對日本文學之影響》，為探討白居易詩歌對日本文學影響的專篇論文⁽²⁴⁾，西村富美子《白居易的后世受容與影響》也是這方面的力作⁽²⁵⁾。河野貴美子《日本平安時代文人與白居易——以島田忠臣和菅原道真與渤海使的贈答詩為中心》，以元慶七年渤海使來日本時島田忠臣、菅原道真所作漢詩為對象，分析二者所受白居易的影響⁽²⁶⁾。從白居易詩學理論看其影響的有堤留吉《〈與元九書〉與〈古今和歌集序〉》⁽²⁷⁾。還有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專就對《源氏物語》的影響展開，如丸山清子著《〈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以比較文學的視角探討《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的關系，尋繹其對樂天詩句的化用、結構的模仿以及文學思想和表現(xiàn)手法的借鑒接受⁽²⁸⁾。其他重要的有小守郁子《〈源氏物語〉與〈白氏文集〉》⁽²⁹⁾、新間一美《〈源氏物語〉與白居易文學》⁽³⁰⁾、中西進《〈源氏物語〉與白樂天》⁽³¹⁾等。

二、文獻整理與研究

日本學者對白居易詩歌文獻學方面的研究成就主要體現(xiàn)在對《白氏文集》版本源流、各種舊抄本情況的梳理及文本的?？鄙?，此外對白詩的注釋工作也取得一定成就。

關于《白氏文集》版本情況，較早論及的有澀江全善、森立之等撰的《經(jīng)籍訪古志》，對求古樓藏《白氏文集》、高野山西南院藏舊抄卷子本、竹蔭書屋藏的舊抄本等白集版本情況進行說明⁽³²⁾。島田翰撰《古文舊書考》，涉及《白氏文集》七十一卷，就日本慶安時期以前的三個刻本即舊刊覆宋本、那波道圓重刊本和秘府一號御庫新收本、卷子本殘本一卷《文集卷第三》進行考證⁽³³⁾。

二十世紀以來，日本傳存的古抄本價值漸受重視。1927年東京古典保存會對神田喜一郎所藏平安抄本《白氏文集》卷三、卷四進行影??；1946年小尾郊一發(fā)表《關于〈白氏文集〉的傳本》，對白集的主要傳本及日本的古抄本進行介紹；1948年金子彥二郎出版《平安時代文學與〈白氏文集〉》，對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進行考察；1955年大東急紀念文庫所藏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開始對社會開放；1983至1984年勉成社將大東急紀念文庫所藏金澤文庫本《白氏文集》按原版大小影印出版⁽³⁴⁾。此外，《白居易研究講座》（第六卷）《〈白氏文集〉的本文》中所收論文，就白集的諸種版本等問題進行了考察⁽³⁵⁾，2003年靜永健對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白氏詩卷》進行翻印⁽³⁶⁾。

對《白氏文集》的版本研究做出較大貢獻的是太田次男和靜永健。太田次男重點關注于《白氏文集》舊抄本情況，主要的研究專著有《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³⁷⁾和《以舊抄本為中心的〈白氏文集〉文本研究》⁽³⁸⁾，對《白氏文集》舊抄本進行綜合研究，資料翔實可靠，學術價值頗高；太田次男還有多篇論文對白集版本情況進行過探討，如《〈白氏文集〉金澤文庫本管見——以卷三十一為中心》⁽³⁹⁾、《關于宮內廳書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樂府〉元亨寫本》⁽⁴⁰⁾，特別是《日本漢籍舊鈔本的版本價值——從〈白氏文集〉說起》一文，認為現(xiàn)存白集舊抄本從卷一到卷五十都只標《文集》而不作《白氏文集》，這正是保留白氏詩集唐抄本原貌（重抄）的證明⁽⁴¹⁾，充分發(fā)掘日本所流傳的唐舊抄本或重抄本的價值。靜永健《關于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抄殘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的文本》一文，歸納分析出白集版本三大系統(tǒng)：日本國的舊鈔本系統(tǒng)（藏地在日本，實際創(chuàng)作時間為唐五代至北宋）、《文苑英華》等總集類系統(tǒng)（藏地在中國，實際創(chuàng)作時間為唐五代至北宋）和宋本、那波本等單行刊本系統(tǒng)（藏地在中國，實際創(chuàng)作時間在南宋以降）⁽⁴²⁾。他還意識到白居易自編集的排列位次的重要性，并給予極大關注。其《論日本舊抄本〈白氏文集〉校定方法》就白居易的《六十六》和《感事》兩首詩，在那波本（排在第六十六卷）與通行本（朱金城箋校本及謝思煒校注本都排在第三十三卷）中位置的不同，提出獨到的看法：“如果無視白居易的這種將作品排列在與其寫作年同一數(shù)字的卷帙的現(xiàn)象的話，就不可能對白居易晚年的文學活動以及內心世界進行更深層次的了解?！?sup>(43)這種推斷有一定參考價值。

《白氏文集》的校勘也取得較大成績，主要有平岡武夫、花房英樹、太田次男等人。平岡武夫側重對白居易詩作的校訂、相關資料的收集匯編以及文本的具體研究，在?？狈矫娉删陀戎?。1971至1973年間，平岡武夫、今井清等主持的《白氏文集》（三冊）校訂本出版⁽⁴⁴⁾。該書運用多種古抄本、刊本和總集進行校訂，為當下白居易作品在日本的繼續(xù)傳播提供了基礎?；ǚ坑鋵Α栋资衔募返男？迸c整理，則推動了日本白居易研究的進程。其《〈白氏文集〉的批判研究》一書，第一部分對《白氏文集》傳入版本加以研究，包括白集刊本的譜系、舊抄本的版本流變、各版本的本文情況及具體作品的補遺⁽⁴⁵⁾，是很優(yōu)秀的?？背晒@樣扎實的基礎性學術著作，極有利于后人研究工作的展開。上述太田次男的兩部專著，在《白氏文集》文獻?？狈矫嬉渤煽冿@著。不過，就涉及的文集卷數(shù)來看，上述學者的校勘成果，僅及《白氏文集》七十一卷中近三分之一，尚有大部分未得詳校。而靜永健《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白氏文集〉卷八翻字校勘記》顯示出對《白氏文集》?？惫ぷ鞯闹卮笸七M。?？彼玫妆局?，從其《白氏文集》卷八?？备蹇?，其采用版本之多，校記之詳，都令人稱嘆⁽⁴⁶⁾。

對文本的注釋和翻譯是詩歌接受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其接受情況的反映。白居易詩集卷帙浩繁，涉及問題面廣，因而對白詩的完整性注釋存在很大難度，日本學者對白詩的注釋工作是從選本注釋逐漸過渡到詩集的完整注釋。

其中較早對白詩進行注釋的是19世紀90年代的近藤元粹，其輯注《白樂天詩集》五卷，是從《白氏文集》中的詩集及《全唐詩》的別集補遺中選錄。其體例悉據(jù)全集次第，既有近藤元粹本人的評語，又附有前人的評注，全用漢語寫作，便于讀者參考，促進了白詩乃至漢學的普及⁽⁴⁷⁾。進入20世紀，首先對白詩進行注釋的是鈴木虎雄和佐久節(jié)。前者是對白詩選本的譯注，而后者是對白詩完整本的譯注。鈴木虎雄曾于1916至1918年留學中國，所著《白樂天詩解》包含白居易的傳記、詩歌理論和詩作，于諷諭詩如《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解析尤見功力。戰(zhàn)后隨著諷諭詩的進一步被接受，此書也多次再版刊印，促進了白詩的進一步傳播⁽⁴⁸⁾。對白詩進行較為完整日文譯注的則是佐久節(jié)，他的《白樂天詩集》是以清代康熙年間汪立名編訂的《白香山詩集》為底本，譯注內容包括《白香山詩長慶集》二十卷、《白香山詩后集》十七卷、《白香山別集》一卷、《白香山詩補遺》二卷，共四十卷⁽⁴⁹⁾。此外，還有高尾豐吉編的《白樂天詩抄》精選白居易近體詩46首，古體詩30首進行注解。包括該詩在那波本、林和泉掾刊本、汪立名本所在的卷數(shù)，詞語注釋以及該詩在日本國文學中的具體影響⁽⁵⁰⁾。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仍陸續(xù)有關于白居易詩歌的注釋成果問世，高木正一出版注本《白居易》⁽⁵¹⁾，森孝太郎、尾崎知光編《白氏長慶集諺解》⁽⁵²⁾，都很有影響。森亮《白居易詩抄》重點對閑適詩加以譯注⁽⁵³⁾，西村富美子《白樂天》則選取日本流行的白詩88首進行詳細解說⁽⁵⁴⁾。期間最重要的成果有兩項：其一是日本中國古典文史研究家岡村繁晚年主持的《白氏文集》翻譯和注釋工作，于1988至2008年出版譯注本《白氏文集》（1—9）⁽⁵⁵⁾，在日本首次完成《白氏文集》全書譯注，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其二是平岡武夫與今井清合作校訂的《白氏文集歌詩索引》⁽⁵⁶⁾，作為白詩研究的工具書，為白居易詩歌研究提供了向導。

關注白詩訓點研究的主要是宇都宮睦男和小林芳規(guī)。宇都宮睦男有《〈白氏文集〉訓點研究》⁽⁵⁷⁾，小林芳規(guī)《從訓點資料看的白詩受容》⁽⁵⁸⁾，均就本文和訓點的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

三、詩歌文本研究

日本關于白詩文本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詩歌題材的研究上，包括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唱和詩等。既有對題材的探討，也有對語言的考察。

白居易自編集時，將其詩作分為“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日本學者對白居易詩歌題材分類進行探討，以成田靜香為代表，主要文章有《〈白氏長慶集〉四分類的形成及其意味》⁽⁵⁹⁾、《白居易詩的分類與變遷》⁽⁶⁰⁾。在白詩傳入之初，受日本民族崇尚“物哀”和自然美的審美觀影響，白居易作品中與這種審美觀念相吻合的“閑適”和“感傷”類詩歌頗受歡迎。但受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戰(zhàn)后五六十年代，日本學者對白居易的研究則傾向于諷諭現(xiàn)實的作品，且大體上與當時中國白居易研究趨向相近。

先看對感傷詩的研究。著名學者鈴木修次在《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中寫到：“對過去日本文學給予最大影響的是白居易的詩，但是日本人喜愛的白居易詩并不是白居易自己說的代表其文學本質的‘諷諭’詩，而是被放進‘閑適’和‘感傷’中的那些詩。其名篇《長恨歌》，在《白氏長慶集》中也被收進‘感傷’詩。白居易認為代表自己文學生命的‘諷諭詩’，在日本并不太受人喜愛，而白居易作為消遣的‘閑適詩’或‘感傷詩’反而大受歡迎?！?sup>(61)這種對諷諭詩的拒絕與日本人的獨特的物哀、風雅的審美習慣和脫政治性的詩學觀念有關。對于感傷詩整體特點的探討有下定雅弘《白居易的感傷詩》，其對白居易感傷詩的概念及其內容特點加以分析，認為與以老莊思想為主導展現(xiàn)超脫塵俗的閑適詩不同，感傷詩是因對仕途與現(xiàn)實的不滿而哀傷的表現(xiàn)，并常借助于佛教實現(xiàn)自我的慰藉⁽⁶²⁾。《長恨歌》作為最受歡迎的作品，關于其主題的討論是日本白詩研究的熱點。日本學者傾向于認為是贊美李楊愛情的主題。下定雅弘《解讀〈長恨歌〉——兼述日本現(xiàn)階段〈長恨歌〉研究概況》，就涉及了這一問題⁽⁶³⁾。遠藤寬一發(fā)表了《長恨歌》研究的系列論文，如《平安及鐮倉、室町時期的〈長恨歌〉》⁽⁶⁴⁾、《〈長恨歌〉研究》（1—13），其中較為突出的成果如《〈長恨歌〉研究（1）：關于其創(chuàng)作意圖》、《〈長恨歌〉研究（5）：〈長恨歌〉中所表現(xiàn)悲秋之情》、《〈長恨歌〉研究（8）：探尋成為〈長恨歌〉題材源頭的悲戀故事》⁽⁶⁵⁾等。近藤春雄對《長恨歌》和《琵琶行》的研究尤為用力，特別是有關《長恨歌》原序、《長恨歌》和《琵琶行》在日本的接受情況作了深入考察，出版專著《〈長恨歌〉〈琵琶行〉研究》⁽⁶⁶⁾、《〈長恨歌〉與楊貴妃》⁽⁶⁷⁾。竹村則行則主要研究《長恨歌》中的楊貴妃故事，主要成果有《從〈長恨歌〉到〈長生殿〉——楊貴妃故事的變遷》⁽⁶⁸⁾、《楊貴妃傳說的虛與實——以〈長恨歌〉〈長生殿〉為中心》⁽⁶⁹⁾。此外諸田龍美還發(fā)表《中唐的戀愛詩——感動紫式部的〈長恨歌〉中的悲哀》⁽⁷⁰⁾，特別是《白居易“風情”考——關于“一篇長恨有風情”的真正含義》，將白居易“風情”解釋為“鮮活的感受力（被動態(tài)）與澎湃的情感（能動態(tài)）”形成一體的“生命力”⁽⁷¹⁾。

在白詩傳入日本后，其閑適詩受到日本文人的普遍喜愛，因此日本學者對其閑適詩的研究有很多，較為突出的研究者是埋田重夫和芳村弘道。埋田重夫是著名的白居易研究專家，致力于考察白居易詩歌的題材類型、詩歌語言、藝術技巧、聯(lián)句特征等。他的《白居易研究——閑適的詩思》共十二章，從閑適詩對于詩人的意義、詩境的經(jīng)營、詩語的意味等各方面展開，突出表現(xiàn)其閑適的思想。書中就經(jīng)典詩篇中“閑適”的表現(xiàn)進行多方位探討，對于深入了解白居易的閑適詩，特別是其中包含的閑適思想很有價值⁽⁷²⁾。其《白居易〈池上篇〉考》一文認為，白居易具有“知足保和”情趣的“池上篇”系列創(chuàng)作，是他閑適“獨善”思想的反映；而洛陽白居易的池苑，正是他的美感意識和價值觀即閑適精髓的體現(xiàn)⁽⁷³⁾。芳村弘道的《唐代的詩人研究》白居易研究部分，從詩人人生經(jīng)歷的四個時期分別考察其閑適詩創(chuàng)作，從其仕途生活經(jīng)歷及心路歷程的變化看閑適詩創(chuàng)作的特點和變化，從而獲得對白居易閑適詩創(chuàng)作的整體性把握⁽⁷⁴⁾。

“二戰(zhàn)”后對白居易諷諭詩的接受則漸趨增多。經(jīng)過戰(zhàn)亂的人民祈求和平安定的生活，因而具有銷兵非戰(zhàn)、反對剝削與壓迫主題傾向的白氏諷諭詩，在日本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堤留吉是日本戰(zhàn)后研究白居易的早期開創(chuàng)者之一，較多關注白居易的諷諭詩和文學理論，如《關于〈賣炭翁〉的解釋》⁽⁷⁵⁾。將白居易奉為大眾詩人的是片山哲，《白樂天——大眾詩人》介紹了“大眾詩人”這一主題產生的歷史大背景，肯定了白居易諷諭詩所具有的反映人民疾苦的現(xiàn)實意義⁽⁷⁶⁾。長期致力于白居易詩歌研究的靜永健出版了《白居易寫諷諭詩的前前后后》，力圖還原白居易諷諭詩創(chuàng)作現(xiàn)場，幾乎是白居易前半生的一部傳記。岡村繁曾為該書作序，認為：“本書擺脫了日本學術界傳統(tǒng)視角，以具有濃厚時代風潮特點的儒教政治文學‘諷諭詩’為中心，對白居易當時四大名作——《長恨歌》《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琵琶引并序》的創(chuàng)作意圖作了精辟周密的分析，并以此為線索，對各作品相互關系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研究?！?sup>(77)其中就認為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的主旨與憲宗朝廷輿論保持一致，也與其自身左拾遺的諫官身份相符，頗具啟發(fā)意義，值得重視。

白居易的唱和詩也是日本白居易詩學研究的一個重點，其中又以與元稹和劉禹錫相唱和為焦點。前川幸雄對元白唱和詩的詩歌技巧很有研究，如《〈早春憶微之〉——樂天的和篇》⁽⁷⁸⁾、《智慧的技巧的文學——關于元白唱和詩的諸種形式》⁽⁷⁹⁾。柴格朗和橘英范則主要關注劉、白唱和詩，如橘英范《劉、白唱和詩研究序說》⁽⁸⁰⁾、《劉白聯(lián)句譯注稿》（1—9）⁽⁸¹⁾；柴格朗還論及令狐楚與劉、白的唱和，如《令狐楚與劉禹錫及白居易的唱和詩》⁽⁸²⁾。此外，就白居易某一階段的唱和詩的研究有《白居易歸隱洛陽時期的唱和詩——大和二年秋冬之交》⁽⁸³⁾，就唱和題材的研究有《劉禹錫與白居易有關鶴題材的詩》⁽⁸⁴⁾。

除題材研究外，從文本入手展開對白居易詩歌語言的研究，成就也相當突出?！巴咏庖鏖L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白居易詩歌的廣泛傳播與它通俗平易的語言分不開。關注詩歌語言是現(xiàn)代日本白居易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學者通過某些詩歌語言深度考察，以窺白居易詩歌的風格特點及審美追求。白居易詩歌語言具有繁復性，且多用口語、俗語，講究用韻，讀之朗朗上口，相關研究也主要體現(xiàn)在這幾個方面。

對白居易語言繁復性的探討，以吉川幸次郎最為突出。所著《中國詩史》在論述白居易時，認為白居易詩歌最明顯的一個特點是它的繁復性，即平易常見的詞語不斷出現(xiàn)，與唐詩這種高度凝練的語言特點相比，顯得極其特殊。繁復是韓愈、白居易詩作的共同傾向，是中唐文學重心由詩歌向散文過渡的體現(xiàn)，更重要的在于體現(xiàn)了白居易有意識地對當時詩歌雋麗、凝練之權威特點的抵抗。這種繁復也是白詩在日本流行的一個原因，即白詩的繁復使得白詩具備通俗平易的特點，使得日本人自平安朝以來對白詩倍感親切。在此基礎上，吉川幸次郎認為白詩的這種繁復性對反對詩歌成為特權語言起到了重大作用⁽⁸⁵⁾，并引江戶時期著名學者伊藤仁齋《跋〈白氏文集〉》：“目之以俗之處，此正白氏不可及之所。但傷稍冗。蓋詩以俗為善?！度倨分詾榻?jīng)者，亦以其俗也。詩以吟詠性情為本，俗則能盡其情。俗之又俗，固不可取，俗而能雅，妙之所以為妙?！?sup>(86)從而認為白詩語言的繁復使得白詩具備通俗平易的特點，但其詩作“俗而能雅”。對白詩詩語運用研究較為成熟的是埋田重夫，他的《詩語“顏色”的形成及其展開——關于白居易詩口語的用法》對白居易詩歌的語言、意境、藝術表現(xiàn)與白居易的閑適思想的關系進行探討，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⁸⁷⁾。此外，埋田重夫《白居易詩中的“誰家”——關于其俗語用法札記》⁽⁸⁸⁾、鹽見邦彥《白居易的俗語表現(xiàn)》⁽⁸⁹⁾、入矢義高《白居易的口語表現(xiàn)》⁽⁹⁰⁾，在白詩俗語和口語研究方面，都有相當深度。研究白詩用韻的主要有水谷誠，他致力于中國古典詩歌音韻學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關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上、去通押》⁽⁹¹⁾、《白居易近體詩韻字考——與杜甫近體詩韻字的比較》⁽⁹²⁾等。

也有不少成果致力于探討白居易詩歌的藝術表現(xiàn)方式。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研究的深化和細化，研究者逐漸關注于白詩音樂特點的研究，尤為關注白居易詩歌中所表現(xiàn)的樂器、樂曲以及營造的音樂世界。如中純子的《中國的“樂”與文人社會——關于白居易的“琴”》⁽⁹³⁾、《白居易詩中音樂的獨特性——白詩中的音樂世界》⁽⁹⁴⁾，山本敏雄的《關于“秦箏”或“箏”——白居易文學與音樂入門札記》⁽⁹⁵⁾、《白居易與“霓裳羽衣”》⁽⁹⁶⁾、《唐代文人與“琵琶”——白居易及其周邊》⁽⁹⁷⁾等。也有將他與陶淵明詩進行比較，代表性成果有前川幸雄《白樂天的陶淵明觀》⁽⁹⁸⁾、《陶淵明與白居易詩中“廬”表現(xiàn)考》⁽⁹⁹⁾，小守郁子《白樂天與陶淵明》⁽¹⁰⁰⁾，松浦友久《陶淵明與白居易論——抒情與說理》⁽¹⁰¹⁾等，都是上乘之作。

對白居易詩進行綜合研究的代表性學者是花房英樹，其《〈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內有《綜合作品表》，是其十余年研究之結晶。該書對《白氏文集》編成次第、刊本系譜、舊抄本源流、補遺作品、唱和集原形、歌詩題材、文集分體構成、詩文系年等一一考訂⁽¹⁰²⁾?；ǚ坑溥€有《白居易研究》，全書六章，涉及白居易的人生經(jīng)歷、唱和的文學集團、文學觀念、文學樣式及其評價等內容，材料豐富、考證詳實。這兩本書價值很高，堪稱日本白居易研究的集大成之作⁽¹⁰³⁾。

日本對白詩的關注及研究起步較早，研究門類齊全，覆蓋面廣，幾乎在各個方面都有過嘗試，且取得豐富成果，很有借鑒價值。尚永亮先生曾指出：“日本漢學研究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重視文獻資料的整理，注意編制各種別集索引和文人年譜；二是重視文本解讀，深挖細探，以保證字句文義的準確無誤，并培養(yǎng)研究者的實證精神和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是注重運用比較學和傳播接受學方法，對重點作家、作品展開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日本漢學研究給我們的啟示是多方面的。它告訴我們，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早已跨出了國門，逐漸形成了全球化趨勢。國內的學者應打破固守城池的舊觀念，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及時吸收外國先進的研究成果，以使中國古典文學這一豐厚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實現(xiàn)高效率、高水準的當代益用。”⁽¹⁰⁴⁾而就唐詩學這門學科的建設來說，理清日本白居易研究的相關成果并加以總結，無疑對豐富白居易詩歌的認識大有裨益。更有助于我們在不同民族文化的參照下，將唐詩的美學傳統(tǒng)推陳出新，發(fā)揚光大。

(1)　馬歌東譯：《日本白居易研究論文選》，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頁。

(2)?。ㄈ眨╈o永健著，劉維治譯：《白居易寫諷諭詩的前前后后》，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263頁。

(3)?。ㄈ眨┬∷擅溃骸镀桨矔r期傳入之〈白氏文集〉與三跡的研究》，墨水書房1965年版。

(4)?。ㄈ眨┩枭角遄樱骸丁丛词衔镎Z〉對〈白氏文集〉的受容概觀》，《比較文學》6，1963年11月。

(5)?。ㄈ眨┙俅盒郏骸栋讟诽煸谌毡尽浴磁眯小档氖苋轄顩r為中心》，《說林》12，1964年2月。

(6)?。ㄈ眨┑塘艏骸对姼鑴?chuàng)作上模仿、繼承的各種樣態(tài)——以諸家對白樂天詩的評論為中心》，《東洋文學研究》11，1963年3月。

(7)?。ㄈ眨┨锎文?、神鷹德治、川合康三：《日本對白居易的受容》，勉誠社1993年版。

(8)?。ㄈ眨┨锎文?、神鷹德治、川合康三：《圍繞白居易詩受容的諸問題》，勉誠社1994年版。

(9)?。ㄈ眨┲屑冏樱骸对娫谌丝凇胤缴系陌自妭鞑ァ?，《興膳教授退官紀念中國文學論集》，汲古書院2000年版。

(10)?。ㄈ眨┎☉魧瘢骸栋自姷氖苋菖c道真》，《國學院中國學會報》48，2002年。

(11)?。ㄈ眨╈o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年版。

(12)?。ㄈ眨┒蛇厓?yōu)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時代的接受情況》，2012年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論文。

(13)　雋雪艷、（日）高松壽夫主編：《白居易與日本古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14)?。ㄈ眨┘ㄐ掖卫芍?，（日）高橋和已編，章培恒等譯：《中國詩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頁。

(15)　朱金城箋校：《白居易集箋?！返诹鶅?，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75—3976頁。

(16)　（日）青木正兒：《青木正兒全集》第2卷，春秋社1969年版，第362頁。

(17)?。ㄈ眨┒蛇厓?yōu)子：《〈白氏文集〉在日本平安時代的接受情況》，2012年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碩士論文。

(18)?。ㄈ眨┩枭矫?，張劍譯：《唐代文化與詩人之心》（日本唐代文學研究十家），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70—283頁。

(19)?。ㄈ眨┩枭矫瑥垊ψg：《唐代文化與詩人之心》（日本唐代文學研究十家），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79頁。

(20)　（日）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的文學與人生》第2冊，勉誠社1993年版。

(21)?。ㄈ眨┲形鬟M：《日本白詩流行原因》，（日）太田次男等編《圍繞白居易詩受容的諸問題》，勉誠社1994年版。

(22)?。ㄈ眨┧捌酱危骸栋讟诽炫c日本文學》，目黑書店1930年版。

(23)?。ㄈ眨┙鹱訌┒桑骸镀桨矔r代文學與〈白氏文集〉》2冊，培風館書店1943年，1948年版。

(24)　（日）矢野光治：《白居易及其詩對日本文學之影響》，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1971年碩士論文。

(25)　（日）西村富美子：《白居易的后世受容與影響》，（日）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的文學與人生》第2冊，勉誠社1993年版。

(26)　雋雪艷、（日）高松壽夫主編：《白居易與日本古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27)　（日）堤留吉：《〈與元九書〉與〈古今和歌集序〉》，《白樂天研究》，春秋社1969年版。

(28)?。ㄈ眨┩枭角遄樱骸丁丛词衔镎Z〉與〈白氏文集〉》，東京女子大學文學會，1964年8月；又見申非譯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29)?。ㄈ眨┬∈赜糇樱骸丁丛词衔镎Z〉與〈白氏文集〉》，《東方學》61，1981年1月。

(30)?。ㄈ眨┬麻g一美：《〈源氏物語〉與白居易文學》，和泉書院2003年2月。

(31)?。ㄈ眨┲形鬟M：《〈源氏物語〉與白樂天》，巖波書店1997年版。

(32)　（日）澀江全善、森立之等撰，杜澤遜、班龍門點校：《經(jīng)籍訪古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該書最早的印本是光緒十一年（1885）徐承祖日本聚珍排印本。

(33)　（日）島田翰撰，杜澤遜、王曉娟點校：《古文舊書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34)　參考謝思煒：《白居易集綜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頁。

(35)　（日）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研究講座》（第六卷），勉誠社1995年版。

(36)?。ㄈ眨┌拙右籽芯繒帲骸栋拙右籽芯磕陥蟆返谒奶?，勉誠社2003年版。

(37)　（日）太田次男、小林芳規(guī)：《神田本〈白氏文集〉研究》，勉誠社1982年版。

(38)?。ㄈ眨┨锎文校骸兑耘f抄本為中心的〈白氏文集〉文本研究》，勉誠社1997年版。

(39)?。ㄈ眨┨锎文校骸丁窗资衔募到饾晌膸毂竟芤姟跃砣粸橹行摹?，《史學》44—3，1972年4月。

(40)?。ㄈ眨┨锎文校骸蛾P于宮內廳書陵部藏本〈白氏文集·新樂府〉元亨寫本》，《斯道文庫論集》20，1983年，《斯道文庫論集》21，1984年。

(41)　（日）太田次男著，雋雪艷譯：《日本漢籍舊鈔本的版本價值——從〈白氏文集〉說起》，《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1993年第2期。

(42)?。ㄈ眨╈o永健著，劉維治譯：《關于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古抄殘卷〈白氏文集〉卷六十六的文本》，《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

(43)　（日）靜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42頁。

(44)?。ㄈ眨┢綄浞?、今井清校訂：《白氏文集》（全3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71年3月、1972年3月、1973年3月。

(45)?。ㄈ眨┗ǚ坑洌骸丁窗资衔募档呐醒芯俊?，匯文堂書店1960年3月初版，朋友書店1974年7月再版。

(46)?。ㄈ眨╈o永健、陳翀：《漢籍東漸及日藏古文獻論考稿》，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97頁。

(47)?。ㄈ眨┙僭庠u訂：《白樂天詩集五卷》，東京青木嵩山堂明治二十八年（1895）刊，后重印。

(48)?。ㄈ眨┾從净⑿郏骸栋讟诽煸娊狻?，弘文堂書店1926年5月，1927年3月再版；弘文堂書店1967年10月新裝版，1982年11月再版。

(49)?。ㄈ眨┩袅⒚窬幱?，佐久節(jié)譯解：《白樂天詩集》（全4冊），國民文庫刊行會，1928年—1930年；東洋文化協(xié)會1957—1958年再版；日本圖書中心1978年再版。

(50)?。ㄈ眨└呶藏S吉編：《白樂天詩抄》，培風館1939年版。

(51)?。ㄈ眨└吣菊唬骸栋拙右住?，《中國詩人選集》12、13，巖波書店1958年2月、1958年7月。

(52)　（日）森孝太郎、尾崎知光編：《白氏長慶集諺解》，大阪和泉書院1986年1月。

(53)?。ㄈ眨┥磷g：《白居易詩抄》，東京平凡社1965年版。

(54)?。ㄈ眨┪鞔甯幻雷樱骸栋讟诽臁罚瑬|京角川書店1988年版。

(55)　（日）岡村繁主編：《白氏文集》（1—9），《新釋漢文大系》，明治書院1988年—2008年。

(56)?。ㄈ眨┢綄浞颉⒔窬搴闲＃骸栋资衔募柙娝饕罚ㄉ?、中、下），同朋社1989年版。

(57)?。ㄈ眨┯疃紝m睦男：《〈白氏文集〉訓點研究》，廣島溪水社1984年版。

(58)?。ㄈ眨┬×址家?guī)：《從訓點資料看的白詩受容》，《白居易研究講座》第五卷，《圍繞白詩受容諸問題》，1994年。

(59)?。ㄈ眨┏商镬o香：《〈白氏長慶集〉四分類的形成及其意味》，《東洋學集刊》61，1989年5月。

(60)?。ㄈ眨┏商镬o香：《白居易詩的分類與變遷》，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的文學與人生》第1冊，勉誠社1993年版。

(61)?。ㄈ眨┾從拘薮沃?，吉林大學日本研究所文學研究室譯：《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海峽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頁。

(62)　（日）下定雅弘：《白居易的感傷詩》，《帝冢山學院大學研究論集》24，1989年。

(63)?。ㄈ眨┫露ㄑ藕胫?，李寅生譯：《解讀〈長恨歌〉——兼述日本現(xiàn)階段〈長恨歌〉研究概況》，《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09年。

(64)?。ㄈ眨┻h藤寬一：《平安及鐮倉、室町時期的〈長恨歌〉》，《日本文學研究》16，1978年。

(65)　以上分別見《江戶川女子短期大學紀要》10，1995年；13，1998年；17，2007年。

(66)　（日）近藤春雄：《〈長恨歌〉〈琵琶行〉研究》，明治書院1981年版。

(67)?。ㄈ眨┙俅盒郏骸丁撮L恨歌〉與楊貴妃》，明治書院1993年版。

(68)　（日）竹村則行：《從〈長恨歌〉到〈長生殿〉——楊貴妃故事的變遷》，《中國文學論集》24，1995年12月。

(69)?。ㄈ眨┲翊鍎t行：《楊貴妃傳說的虛與實——以〈長恨歌〉〈長生殿〉為中心》，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編《通俗中國文學講義》，中國書店2002年版。

(70)?。ㄈ眨┲T田龍美：《感動紫式部的〈長恨歌〉中的悲戀》，九州大學中國文學會編《通俗中國文學講義》，中國書店2002年版。

(71)　雋雪艷、（日）高松壽夫主編：《白居易與日本古代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6頁。

(72)?。ㄈ眨┞裉镏胤颍骸栋拙右籽芯俊e適的詩思》，汲古書院2006年版。

(73)?。ㄈ眨┞裉镏胤蛑钜g：《白居易〈池上篇〉考》，《河池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

(74)?。ㄈ眨┓即搴氲乐?，秦嵐、帥松生、田建國譯：《唐代的詩人研究》，中華書局2014年版。

(75)?。ㄈ眨┑塘艏骸蛾P于〈賣炭翁〉的解釋》，早稻田大學東洋文學會1957年3月。

(76)?。ㄈ眨┢秸埽骸栋讟诽臁蟊娫娙恕?，巖波書店1956年版。

(77)?。ㄈ眨╈o永健著，劉維治譯：《白居易寫諷諭詩的前前后后》，中華書局2007年版，序言第1頁。

(78)?。ㄈ眨┣按ㄐ倚郏骸丁丛绱簯浳⒅怠獦诽斓暮推?，《青樹》5，1973年。

(79)?。ㄈ眨┣按ㄐ倚郏骸吨腔鄣募记傻奈膶W——關于元白唱和詩的諸種形式》，《陜西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1986年。

(80)?。ㄈ眨╅儆⒎叮骸秳?、白唱和詩研究序說》，《廣島大學文學部紀要》55，特3，1995年12月。

(81)?。ㄈ眨╅儆⒎叮骸秳茁?lián)句譯注稿》（1—9），《岡山大學文學部紀要》2003—2007年。

(82)?。ㄈ眨┎窀窭剩骸读詈c劉禹錫及白居易的唱和詩》，《大阪學院大學人文自然論叢》39、40合刊，1999年。

(83)?。ㄈ眨┎窀窭剩骸栋拙右讱w隱洛陽時期的唱和詩——大和二年秋冬之交》，《大阪學院大學人文自然論叢》39、40合刊，1999年。

(84)?。ㄈ眨┎窀窭剩骸秳⒂礤a與白居易有關鶴題材的詩》，《大阪學院大學人文自然論叢》38，1999年3月。

(85)?。ㄈ眨┘ㄐ掖卫桑骸吨袊娛贰?，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86)　轉引自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57頁。

(87)　（日）埋田重夫：《詩語“顏色”的形成及其展開——關于白居易詩口語的用法》，《中國文學研究》8，1982年12月。

(88)?。ㄈ眨┞裉镏胤颍骸栋拙右自娭械摹罢l家”——關于其俗語用法札記》，《中國詩文論叢》5，1986年6月。

(89)?。ㄈ眨}見邦彥：《白居易的俗語表現(xiàn)》，《文化紀要》16，1982。

(90)?。ㄈ眨┤胧噶x高：《白居易的口語表現(xiàn)》，太田次男等編：《白居易的文學與人生》第1冊，勉誠社1993年版。

(91)?。ㄈ眨┧日\：《關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上、去通押》，《中國文學研究》28，2003年12月。

(92)?。ㄈ眨┧日\：《白居易近體詩韻字考——與杜甫近體詩韻字的比較》，《中國學的十字路口——加地伸行博士古稀紀念論集》，東方書店2006年版。

(93)?。ㄈ眨┲屑冏樱骸吨袊摹皹贰迸c文人社會——關于白居易的“琴”》，《天理大學學報》175，1994年2月。

(94)?。ㄈ眨┲屑冏樱骸栋拙右自娭幸魳返莫毺匦浴自娭械囊魳肥澜纭罚栋拙右籽芯磕陥蟆?，2003年。

(95)?。ㄈ眨┥奖久粜郏骸蛾P于“秦箏”或“箏”——白居易文學與音樂入門札記》，《愛知教育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47，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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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ㄈ眨┥奖久粜郏骸短拼娜伺c“琵琶”——白居易及其周邊》，《愛知教育大學研究報告》（人文社會科學）52，2003年3月。

(98)　（日）前川幸雄：《白樂天的陶淵明觀》，《福井工業(yè)高等?？茖W校研究紀要》（人文社會科學）3，1970年3月。

(99)?。ㄈ眨┣按ㄐ倚郏骸短諟Y明與白居易詩中“廬”表現(xiàn)考》，《國學院雜志》1995年。

(100)?。ㄈ眨┬∈赜糇樱骸栋讟诽炫c陶淵明》，1989年8月自印。

(101)?。ㄈ眨┧善钟丫茫骸短諟Y明與白居易論——抒情與說理》，研文社2004年版。

(102)　（日）花房英樹：《〈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匯文堂書店1960年版。

(103)?。ㄈ眨┗ǚ坑洌骸栋拙右籽芯俊?，世界思想社1971年版。

(104)　尚永亮：《日本漢學研究的幾個特點及其啟示意義》，《中州學刊》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