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點:清代奏折的傳遞
在評點曾氏這道奏折之前,筆者先來對清代的奏折作點簡單介紹。
在清代,官員們給皇帝的報告有兩種。一種是報告例行公事,如財政的收入支出,軍營的管理操練等等。這種報告叫做題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報往內閣,由內閣處理后再擇要匯報給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則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陳述。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級別和職責的限制。清制規(guī)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及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職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武職將軍、都統(tǒng)、提督有權上奏。用今天的職務來套,即中央各部部長副部長、監(jiān)察紀檢方面的官員,文職省長副省長、武職大軍區(qū)司令員、省軍區(qū)司令員都有上奏折的權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數府州及負責督糧、鹽法事務的高級行政長官道員,遇有要事,也可以專折上奏。此外,負有特殊使命的人,雖不在這個級別之內,也可以臨時授予他單獨上奏的權利。如曾氏后來帶湘軍出省打仗,他當時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沒有任何職務,但肩負的擔子非一般,他向皇帝請求單獨奏事的權利,皇帝同意了。
這兩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話,則只有請夠資格的人代為呈遞了。
題本、奏折分行到光緒二十七年時,朝廷實行“改題為奏”,即將題本改為奏折,也就是說廢除了題本。從那以后,文武大員向皇帝報告情況,便只有單一的奏折了。
各衙門對呈遞奏折一事極為看重,尤其是遠離京師的地方大員更是視為神圣。各省題本,均由驛站按規(guī)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兩個月才能到達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它是由發(fā)折官員的侍從武弁專差護送到京,并且限定時刻到達。若是緊要公文,則用快遞。當時的快遞分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幾個等級。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則逢站換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則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換馬,說不定還要換人。將奏折送出衙門外,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拜折”。拜折時得舉行隆重的儀式。這天一早,衙門警衛(wèi)森嚴,衛(wèi)兵嚴執(zhí)刀槍站在甬道兩邊,僚屬們則按品級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設香案,將一個尺余見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黃緞包著。一切準備就緒后,奏折的主銜官員穿戴得整整齊齊地走到庭院中,面對著大堂香案上的木箱。這時,轅門外放炮三聲,隨之鼓樂齊奏,主銜官員對著香火燎繞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禮。禮畢,走進大堂捧起木箱,然后莊嚴地交給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將木箱雙手捧過頭頂,疾步下堂,通過庭院甬道走出轅門。此刻轅門再放炮三聲,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這個看似神圣的黃緞木箱里其實是空的,奏折并沒有放在這里。要等這個儀式結束,衙門內外完全安靜下來后,奏折才由人包好,從衙門后門交給折弁帶走。為什么要這樣做?筆者揣測,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熱熱鬧鬧中辦的是“假的”,“真的”卻是在悄沒聲息中進行。讀者諸君不妨細細地去觀察觀察,便可以發(fā)現,世間許多事其實都是在這種形式下辦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過怎樣的途徑到達皇帝的手里呢?原來,清廷有專門辦理此事的機構,名曰奏事處。
奏事處分內外兩個部分。外奏事處由御前侍衛(wèi)大臣兼管,其辦事官員系從軍機處、內務府及各部院的中級官員中調充。內奏事處的辦事人員全由太監(jiān)充當。
徐珂編的《清稗類鈔》中有一則關于內廷奏事的記載。這則記載上說,每天半夜十二點鐘時,各部院派人將奏折帶到東華門外。沒多久,東華門開,這些人隨外奏事官進入大內,來到景運門內的九卿朝房,將所帶之奏折連同本衙門名片一同交給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將奏折登錄于簿。過一會兒,乾清門打開了,外奏事官捧著所收的奏折進去,將它們交給內奏事官。內奏事官將奏折全部收集后,時間不會超過凌晨兩點。乾清門外的石欄桿上擱置著一個白紗燈籠。當這個燈籠從欄桿上移到石階上時,則表明皇帝對今天奏折的處置意見快要下達,于是各衙門送折者聚于門外候旨。不久,內奏事官捧著奏折出來,高呼“接事”。大家靜聽。內奏事官叫某衙門的名,該衙門送折者走上前去。內奏事官一邊將奏折遞回,一邊傳達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議”,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數十上百道奏折,內奏事官的傳達都不會出錯。
從這則記載來看,清代皇帝處置國事的效率之高,簡直驚人:一道奏折凌晨遞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結果。這樣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兩點就得起床看奏折,這可能嗎?二、如果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得完嗎?不過,徐珂是清光緒年間的舉人,他雖沒親自去過奏事處,但還是有機會聽到過別人說起這類事的,故而這則記載也不可能是毫無根據的瞎說。姑錄于此,供讀者參考。
下面,就來說說這道奏折。
這是現存的曾國藩最早的一道奏折,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此時曾氏三十三歲,中進士點翰林已經五年了。在京師翰林院度過三年勤奮而清苦的歲月后,迎來了他仕宦生涯的第一個幸運期。
這年三月,道光皇帝親自坐鎮(zhèn)正大光明殿考試翰林院和詹事府的官員。翰、詹兩個衙門的官員是皇帝的文學侍從,即為皇帝做文字方面的工作,如起草一些朝廷需要的應用文,為皇帝代筆做些詩文,整理史料檔案等,工作清閑,亦無實績可考,故而翰、詹的遷升,便主要依仗于詩文的考試。這是曾氏進翰苑后所遇到的第一次大考??荚嚨膬热轂橐毁x(題為“如石投水賦”)一文(題為“烹阿封即墨論”)一詩(題為“半窗殘月有鶯啼”)。曾氏的成績?yōu)槎鹊谝幻?。一等取五名,可知曾氏為此次考試的第六名。賦和詩都已無法找到,《烹阿封即墨論》這篇文章卻被保留了下來,筆者將它附在《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中,此處便不再抄錄了。
因為成績優(yōu)良,曾氏得以升級,由翰林院檢討升為翰林院侍講,品級為從五品,還是屬于低級官員的行列。
過了兩個月,好運氣又降臨到曾氏頭上。他在考差之試中獲勝,被欽命為四川省的鄉(xiāng)試正考官。京官薪俸薄,全靠年終的養(yǎng)廉費和外官的進貢而過舒服日子。翰林院事少權輕,養(yǎng)廉費最低,外官又幾乎沒有進貢的,故翰林院的官員一般都較清貧。翰林院的外快主要來自于放差,最好的差使便是做鄉(xiāng)試的主考官。做一次鄉(xiāng)試的主考官,朝廷所發(fā)的程儀,外加該省再送的程儀及中式舉人的謝銀在內,可得一千五六百兩至二千五六百兩銀子的額外收入,相當于翰苑中小官員四五年的俸祿的總和。四川路遠人多,較之其他省的收入亦更多一些,故此次的鄉(xiāng)試正主考,對于經濟拮據的曾氏來說,正是從天而降的一筆大財富。曾氏從心底里感激皇家的天恩高厚,遂有這道謝恩折。因為官階不夠,得請別人代遞,故有“呈請代奏”字樣。
這類折子表達的是一種對皇上的感激之情,并沒有實事,其核心乃一個“謝”字,若要簡潔,只需幾個字就行了:謝謝您給我升官放差。但作為一道奏折,便不能這樣直白粗放地寫,因為那將會顯得沒文化、沒學問。這類折子最看重的是富有書卷氣的典雅味。要造成這種氛味,主要的功夫便在營造文字上,即鍛字煉句。漢魏南北朝時期,文人們創(chuàng)造了以四六相間為主的文體,十分講究對仗、聲律和藻飾。文章華美麗,讀起來,又極富抑揚頓挫之感。這種文體被稱為駢文,又叫四六文,在當時很受人喜歡,發(fā)展到后來,則成為專門在文字上做游戲,于內容反而不顧了,于是遭到有識之士的反對。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運動,便是針對這種駢文而來的。從那以后,駢文被散體文所取代,不再成為主流文體了。但有些場合上的為文,本就沒有多少內容可言,但又不能寫得簡短直接,于是這種專在文字上用功夫的駢文便派上用場了,如祝壽文,如慶賀文,如包括謝恩折在內的各種謝情的應酬文等等。這種文章要寫好也很不容易,它需要肚子里藏著許多書卷,又需要文字功夫精深老到。
比如“西清待漏,慚四術之多疏;東觀校書,尤三長之有忝”便是用典貼切、對仗工整的典型四六文。西清,是清代宮廷內南書房的代稱。南書房在大內的西南角,為康熙皇帝的讀書處。后來康熙招來一些學問優(yōu)長的翰林來南書房當值,起草詔令,并為他代筆詩文。這間房子位置在內宮的西南,房子里的活計清閑高雅,故又稱之為西清。古時以滴水計時,滴水器稱之為漏壺。待漏,即等待時刻的到來,也即待命的意思?!拔髑宕保苜N切地表示了他的身份和工作性質。四術,指詩、書、禮、樂四種經術。東觀,漢代宮中藏書之處,此處借指翰林院里的國史館。曾氏在此之前做過國史館協修官,即校書之事?!叭L”,泛指國史館里的官員。這兩句駢文,說的是曾氏謙稱自己學問不足,是個濫竽充數的翰林院官員。這個意思經過如此的文字加工,便顯得很文雅,很有檔次。下面的“溫綸再捧,寸衷之惶悚彌深;使節(jié)初持,萬里而馳驅未已”,兩句也是典型的四六文。其中的“之”“而”是虛詞,可算一個字,也可不算一個字。
這種四六句式的駢文不可多用,但若在文章中偶爾用上一兩句,只要工整貼切,便會給文章增加不少美感,讓本來一篇平平淡淡的散文頓時閃爍亮光,即使是寫給上級看的公文匯報也不例外。這便是這道謝恩折給今天讀者的啟示。
這道折子中有“蛾術”兩個字,今人文章用得極少,稍微給大家解釋下。這兩個字出自《禮記·學記》:“蛾子時術之。”鄭玄對此有一段注釋。意思說,蛾就是蚍蜉,蛾子即蚍蜉之子,是很小的蟲子。這種小蟲也跟著蚍蜉時時學習它們的作為,日積月累,也可以壘起土堆。后人于是以“蛾術”比喻勤奮學習。
寫作簡析 以貼切之用典、工整之對仗抒格外感激之情,文字華麗而不綺靡。
要言妙道 愧屢沐夫鴻施,曾無墜露輕塵之報;惟勉勤乎蛾術,益凜臨深履薄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