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電報公司

我當信差已經(jīng)大約有一年的時間了，這時候，樓下辦公室的經(jīng)理約翰·格拉斯上校，因為要出去與公眾接觸，他開始不時地找我在他不在的時候幫他照顧一下辦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個特別受歡迎的人，并且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壯志，他不在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并且日益頻繁，因此我很快地熟悉了他這方面的工作。我接受公眾的函件，并且監(jiān)督那些從操作間送出來的信件是否恰當?shù)胤峙山o信差們，以便及時傳遞。

對我來說，這是一項令人厭煩的工作。在那個時候，因為我無需作分內(nèi)之事，這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不甚受歡迎。我還被指責為吝嗇、小氣。我從不亂花因送遠程信件而賺得的額外的那10美分，但是他們不知道原因。我必須盡可能地節(jié)省下每一分錢，因為我家里需要。我的父母明辨事理，對我的行為，他們從來不加以阻礙和拒絕。家里有三個勞力——父親、母親和我自己，每人每周能賺多少錢，我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所有的開銷。我們把個人賺得的錢都放在一起，商議給家里添置一些缺少的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東西都能使我們快樂不已。從來沒有一個家庭能像我們這樣團結。

一天天地，母親每節(jié)余下一個半美元的銀幣，她都把它仔細地收藏到一個長筒襪里，直到攢夠了200個。在那時，我便用匯票將20英鎊寄給慷慨借錢給我們的漢德森夫人。那天我們歡呼雀躍，以示慶祝，卡內(nèi)基家終于不再債務纏身了。噢，這是多么令人高興的一天??！金錢上的債務還清了，但人情債，對幫助我們的人的感激，卻是無法還清的。漢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在我回丹佛姆林的時候，我去她家拜訪，猶如造訪一座圣殿。無論世事如何變遷，她是永遠不會被我忘懷的。（當我讀到這些寫于幾年前的文字時，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卑蚕桑H愛的、母親高貴的朋友。）

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guī)нM了九重天外。這件事發(fā)生在一個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給大家支付當月的薪水。我們在柜臺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順序發(fā)工資給每一個人。我在隊伍中打頭，當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25美元，我伸手去拿，然而讓我奇怪的是，他繞過我，付給了下一個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錯了，因為直到現(xiàn)在我都是頭一個領工資的?？墒墙酉聛?，他只按順序發(fā)給其他人工資。我的心沉了下來，似乎受到了羞辱。難道是我做錯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沒有做？我會被告知，這里已經(jīng)沒有我的工作了，我將讓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無法忍受的痛楚了。當其他每個人都領到錢離開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guī)У焦衽_后面，并對我說，我應該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決定每個月付我13.5美元。

我的腦袋一陣發(fā)暈，我懷疑我是不是聽錯了。他把錢點給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謝。我想好像沒有。我拿著錢一下子跳出門去，蹦跳著一直到家，幾乎沒有停過。我清楚地記得，我跑著，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跳著從橋的這一頭到橋的另一頭，跨過了阿爾勒格尼河——是在馬車道上，因為人行道太窄了。這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25美元交給了媽媽——家里的財務主管，而對裝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25美元不置一詞——對于當時的我來說，它們的價值超過了我現(xiàn)在所賺的百萬巨款。

湯姆那時候才九歲，他和我一起睡在閣樓上，等到上了床，我把這個秘密悄悄地告訴了我親愛的弟弟。即便年幼，他還是知道這意味著什么，我們一起商量未來。那是我第一次向他描述將來，我們可以一起搏浪商海，我想，“卡內(nèi)基兄弟公司”將會是一個偉大的公司。父親和母親將會有自己的馬車。那時，我們似乎擁有了一切被認為是財富的東西，而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值得奮斗追求的。有個蘇格蘭的老太太，她的女兒嫁給了倫敦的一個商人，她的女婿請她去倫敦住在他們附近，并向她保證說，她將“坐在自己的馬車里”。她回答說：

“我坐進馬車又有什么好呢？我的在斯拉斯堡的親人再也見不到我了?！?/p>

在我們的計劃中，不僅在匹茲堡可以見到父親和母親，而且他們還可以探望丹佛姆林——他們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飯的時候，我拿出了那額外的2.25美元。這大大出乎他們的意料，甚至一開始他們還不能馬上明白其含義，但很快他們就知道了。父親的眼神充滿著驕傲和疼愛，母親的眼睛被淚水濕潤，閃閃發(fā)亮，這些都說明了他們當時的感受。這是他們的孩子的第一次成功，明確證明了他是值得被提拔的。后來所獲得的成功和各種各樣的贊譽，從來都沒有像這一次那樣令我激動，我甚至想象不出還會有這樣的一件事。這里是人間天堂，我整個的世界都被帶進了滿是喜悅的淚水之中。

因為每天早上都要打掃操作室，在操作員到來之前，孩子們便可以在電報機上練習一下。這又是一個新的機會，我很快就學會了用鍵鈕來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們交談，他們和我有著相同的目的。當一個人學會了一件事情的時候，他肯定會迫不及待地找機會去使用他所習得的東西。

有天早上，我聽見呼叫匹茲堡的信號特別強烈，據(jù)我的猜測，這看起來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聯(lián)系。我大著膽子做了應答，讓紙帶走了起來。原來是費城要立刻給匹茲堡發(fā)一個“死亡通知”。我可以接收嗎？我回復說，如果他們慢點發(fā)的話，我可以嘗試一下。我成功地接收了這條信息，然后帶著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著布魯克先生的到來，告訴他我都大著膽子做了些什么。幸運的是，他并沒有責怪我的魯莽，而是對我的行為大加贊賞。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錯，然后便讓我走了。不久以后，當操作員需要離開一會的時候，我經(jīng)常被叫去照看一下儀器。就這樣，我學會了發(fā)電報的技能。

這次我受益于一個非常懶惰的操作員，他特別喜歡讓我去干他的活兒。那時，操作員要做的是從移動的紙帶上獲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給抄寫員。但是，有傳聞說西部有個人根據(jù)聲音，通過耳朵就可以獲得信息。在此驅(qū)動下，我開始練習這種新方法。公司的一個操作員，麥克林先生成了這方面的專家，掌握了這種辦法，他的成功也給了我鼓勵。很輕松地我就學會了這門新語言，容易得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一天，當操作員不在時，我請求收一條信息，那個老抄寫員對我的冒昧非常不滿，拒絕為一個傳遞員抄寫。我于是停掉了紙帶，拿起筆和紙，開始用耳朵來接收信息。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當時的驚訝。他命令我把紙和筆還給他，從那以后，科特內(nèi)·休斯和我之間再也沒有什么問題了，他成了我忠誠的朋友和抄寫員。

這件事結束之后不久，約瑟夫·泰勒，離匹茲堡30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員要請兩個禮拜的假，要布魯克先生派一個人去頂他一下。布魯克先生把我叫去并問我是否能夠勝任此項工作，我立刻給予了肯定的答復。

“好吧，”他說，“那我們把你送到那兒試一試。”

我是搭坐郵政馬車去的，一路上也非常令人愉快。大衛(wèi)·布魯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蘇格蘭籍律師，我碰巧與他和他的妹妹同行。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賞這個國家的風光。我還第一次在酒吧就餐，在格林斯堡的旅館。我覺得那里的飯菜特別好吃。

19世紀中期匹茲堡等待出發(fā)的郵政馬車

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為賓夕法尼亞鐵路挖溝筑堤，早上，我常常散步到那里去看工作的進展，從沒夢想過我會很快進入那家大公司，為此而工作。這是我在電報公司第一次擔任如此重要的職務，所以我一點也不敢擅離職守。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屋外雷電交加，我坐在辦公室里，但不愿切斷聯(lián)系。我太過冒失，坐得離按鍵太近，一道閃電把我從凳子上打了下來，這差點毀了我的事業(yè)。從此，只要有暴風雨，我坐在辦公室里就會格外的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這個小任務，博得了上級的滿意，因此在其他孩子看來，我是頂著光環(huán)回到匹茲堡的。很快我就被提拔了，公司需要一個新的操作員，布魯克先生給詹姆士·里德(1)（他當時是公司在那條線上的總經(jīng)理，是蘇格蘭人的另一個典范，后來他成了我的好朋友）發(fā)電報，布魯克先生親自向他推薦我來擔任助理操作員一職。很快就收到了從路易斯維爾的答復，說既然布魯克先生認為我值得信任，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結果是我成了一名操作員，每月拿25美元的巨額薪水，在我看來，這確實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我能從信差升到操作員，要歸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魯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17歲，完成了我的學徒經(jīng)歷。我已經(jīng)是一個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個每天賺一美元的小孩了。

對一個年輕人來說，電報公司的操作室是一個非常棒的學校。在那里，他必須用紙和筆，用作品和創(chuàng)作來做好工作。在那里，我對英國和歐洲的一點點知識幫了我的大忙，毫無疑問，知識永遠都是有用的，有時候通過這種方式起作用，而有時候則是其他的不同的方式。那時候，外國新聞是通過萊斯角的線路接收的，接收那連續(xù)不斷的“蒸汽機新聞”是最為榮耀的事情之一，我對它的熱愛勝過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這項工作就毫無疑問地分配給了我。

那時候，電報線路的狀況很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氣，很多內(nèi)容就只能靠猜測。我有很強的猜測內(nèi)容的能力，我最大的樂趣就是自己把丟失的一兩個單詞補上，而不打斷發(fā)報人，以此作為消遣。在收聽外國新聞時，這并不是危險的行為，即便操作員大膽做了什么不適當?shù)母膭?，那也沒什么，他并不會因此卷入麻煩之中。我對國際事務的知識了解得越來越廣泛，尤其是對英國的知識，如果有開頭的一兩個字母，我的猜測一般都不會錯。

匹茲堡的報紙都有一個習慣，就是要派一個記者到電報公司來抄寫新聞。不久后，所有的報紙共同委派一個人，這個人建議說，接收到的新聞應該被制成多個版本。后來我們之間達成這樣的協(xié)議：我把所有的新聞報道都復印五份，而他將每個禮拜另外付我一美元。這是我第一次為媒體工作，當然，只有不多的一些收入。但這使我每個月的薪水變成了30美元，而且當時的每一塊錢都很值錢。家里的積蓄漸漸增加，似乎成為百萬富翁的將來已經(jīng)拂曉初開。

另外一個對我具有決定意義的影響是我和五位可信賴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韋伯斯特文學會”。我們形成了一個特定的圈子，彼此關系密切。這對我們五個人來說，都是一個進步。在此之前我們組織了一個小型的辯論俱樂部。在菲利普斯的父親家聚會，而他手下的幾個熟練的制鞋工人白天就在那里干活。湯姆·米勒最近聲稱，我曾有一次對“司法機關是否應該由人民選舉產(chǎn)生”這個問題，滔滔不絕地說了一個半小時。對此，我們還是姑且假設他犯了一個錯誤吧?！绊f伯斯特”是當時城中最著名的俱樂部，它把我們吸收為會員，我們?yōu)榇祟H感自豪。因為我們只在皮匠的房間里作過準備。

我不知道還有什么會比參加這樣的俱樂部更加有益于青年人的。我日后的辯論就從我在此所讀的書本中受益匪淺，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穩(wěn)定。后來我能在眾多觀眾面前保持冷靜，毫無疑問應該歸功于我在“韋伯斯特”的經(jīng)歷。那時候（現(xiàn)在也如此）我演講的兩條原則是：讓你自己在觀眾面前輕松自如，輕松地跟他們交談，而不是向他們作報告；盡量不要讓自己成為另外一個人，按你自己的方式談話，除非不能自持，千萬不要過于夸張地“演講”。

我終于成為了一名聽聲音就可以辨識信息的操作員，完全拋棄了打印紙條的方式。那時候只有極少數(shù)人掌握了此項技藝，為此很多人跑到公司來參觀。當那場大洪水破壞了施托伊本維爾和惠林之間所有的電報聯(lián)系，這便讓我倍受關注。兩個城市之間相距25英里，我被派往施托伊本維爾接下所有的業(yè)務，然后往返于東西方之間，每隔一小時或者兩小時，在河中一艘小船上將信號發(fā)給惠林，回程時再帶回來一批，發(fā)往東部。在一個多星期中，就通過這種方式，經(jīng)過匹茲堡東西方之間的電報聯(lián)系一直保持著。

19世紀中期卡內(nèi)基工作過的施托伊本維爾城的街市

在施托伊本維爾時，我得知父親要到惠林和辛辛那提去賣他織出來的桌布。因此，我去登那條船，但是他一直到深夜才抵達。我下去接他，發(fā)現(xiàn)他因為想省錢，沒有買船艙的票，而是一直坐在甲板上時，我記得當時我有多么感傷。我為這樣好的一個人不得不吃這樣的苦而憤憤不平，嘴上卻寬慰說：

“嗯，爸爸，很快你和媽媽就可以坐進自己的馬車里了。”

我的父親通常很內(nèi)向、矜持、敏感，他也很少表揚人（典型的蘇格蘭性格），使得我不至于太飄飄然，但感動時，卻不能自控。他這一次便是如此，緊緊地抓住我的手，他用那種常見的眼神看著我，但我永遠都不會忘記。他慢慢地咕噥著說：

“安德魯，我為你驕傲！”

他的聲音有些顫抖，對自己說了這么多話似乎還有點不好意思。他向我道了晚安，并吩咐我趕緊回辦公室，這時我才注意到，他不得不擦去眼角的淚水。他的那些話常在我的耳邊響起，并且一年又一年地溫暖著我的心。我們能夠互相理解，蘇格蘭人是多么的矜持啊，他感受最深的地方卻表達得最少。在他的心靈深處有一塊圣地，誰要是侵犯了這塊圣地，那他真是大逆不道。有時候，沉默比話語更能打動人。我的父親是最可愛的人之一，為他的朋友和親人所深愛著。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盡管不屬于任何教派，也沒有任何派別的宗教信仰，在這個世界上，他并不是一個什么了不起的人，但他完全有資格上天堂。盡管矜持不善言辭，但他生來善良。啊，在他西行歸來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而我們剛剛可以給他一個較為悠閑而舒適的生活。

回到匹茲堡沒過多久，我認識了一個非常杰出的人物，他是托馬斯·司各特，憑借他在其領域中的表現(xiàn)，稱他為“天才”也絲毫不過分。他是作為賓夕法尼亞區(qū)鐵路的主管來到匹茲堡的，他和上級之間必須進行頻繁的電報聯(lián)系，他的上司是羅姆貝特先生，在阿爾圖納的總裁。有幾個晚上他來電報公司，而碰巧我是操作員。我認識他的一個助理，有一天我驚訝地聽到他告訴我，司各特先生曾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去做他的文書和電報操作員。這個年輕人告訴我他當時回答說：

“這不可能，他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個操作員了?！?/p>

但是，當我聽到這些，我立即說：“別這么快下結論，我可以為他效勞，我不想干一份僅僅窩在辦公室里的工作，請你告訴他這些?！?/p>

其結果是，在1853年2月1日，我成為了司各特先生的文書和操作員，每月的薪水是35美元。工資從每月的25美元升到35美元，這是我所知的最大的漲幅了。公用電報線臨時接進了司各特先生在火車站的辦公室。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可以在不影響電報公司業(yè)務的時候使用這條線，直到鐵路公司當時正在修建的電報線路完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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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喜歡這個男孩的神情，盡管他還很小，但不難看出他精神飽滿，滿是激情。他跟我在一起還不到一個月，便問我是否可以教他怎樣發(fā)電報。我開始向他講解，發(fā)現(xiàn)他學得很快，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孩子。”（詹姆士·里德，《美國的電報》，紐約，1879，里德出生在丹佛姆林附近，四十年后，在卡內(nèi)基先生的幫助下，他被指名為美國駐丹佛姆林的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