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序

尼古拉·謝爾蓋耶維奇·特魯別茨柯伊（Nikoláy Sergéyevich Trubetzkoy）只活了四十八年。他于1890年生于莫斯科，于1938年逝世于維也納。本書及另一書（即將出版）是特魯別茨柯伊誕生一百周年的紀念。另一書收錄了特魯別茨柯伊有關(guān)政治和歷史的文章。由于另一書的開頭是特魯別茨柯伊的生平回顧，因此本人在此可以省卻對特魯別茨柯伊的生平介紹，只需提幾個重要事實即可。特魯別茨柯伊在莫斯科大學接受教育，學的是印歐語言比較學。十月革命之后他移居國外——先是到了保加利亞，然后又到了奧地利。他在維也納大學斯拉夫系當了十五年的系主任。雖然現(xiàn)在一般認為特魯別茨柯伊是音位學的創(chuàng)始人，但其實他在數(shù)個領(lǐng)域著述頗豐。戰(zhàn)爭之后，羅曼·雅各布森（Jack Jackobson）為了推廣好友的成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英語界對特魯別茨柯伊的認可相當緩慢。他的《音位學基礎(chǔ)》（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甚至在法語、俄語版面世多年后才有了英語版。雅各布森出版了特魯別茨柯伊哲學研究的三篇論文（1963b），又出版了一部特魯別茨柯伊書信集（1975），但由于論文和書信都用俄語寫成，因此西方很少有人讀到。

特魯別茨柯伊在維也納講授了多門課程，其中關(guān)于俄羅斯詩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古俄羅斯文學的講稿在其去世后被翻譯成德語出版（1956；1964b；1973）。特魯別茨柯伊的遺孀也將其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講稿作為獨立文章發(fā)表出來（1957；1960a；1960b；1963a；1964a；1965）。1948年，出版了《早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英譯本；1954年，出版了古俄羅斯文學課程介紹英譯本；1971年，出版了論阿發(fā)那西·尼吉?。ˋfonásiy Nikítin）日記的論文英譯本。雖然出版了這么多，但人們對特魯別茨柯伊文學研究的了解遠沒有達到他理應(yīng)得到的程度。有一件事讓曾任Novy zhurnal（《新評論》）編輯的羅曼·加爾（Roman Gul’）頗感自豪：V.V.維諾格拉多夫（V. V. Vinogradov）從Novy zhurnal找到特魯別茨柯伊的文章來佐證自己的觀點（Gul’ 1972，325；為1967年紀念版的重?。?。但除此之外，特魯別茨柯伊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請參閱從德語譯成意大利語的Trubetzkoy 1980a論《罪與罰》的段落）。特魯別茨柯伊的課程名稱是“Dostoevskij als Dichter”；書的名稱是“Dostoevskij als Künstler”，可能是為了與裘利斯·梅耶格拉夫（Julius Meier-Graefe）的“Dostojewski der Dichter”區(qū)分開來。如果將這些題目翻譯成英語，意思應(yīng)當是“作為大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作為藝術(shù)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該書由一篇介紹性文章和三個章節(jié)組成，這三個章節(jié)分別論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創(chuàng)作生平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俄語版中這些文章的題目肯定不是特魯別茨柯伊本人所起的題目。現(xiàn)在這個版本保留了Novy zhurnal 的素材劃分，但略去了題目。略去的部分可從德語版中再行查尋。在翻成德語的過程中，德語翻譯者所使用的特魯別茨柯伊檔案記錄也肯定是不完整的，因為這些記錄中竟然沒有將有關(guān)《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討論收錄進去。最后要提示本書讀者的是，本人以自認為合適的方式為小說中的人名點出了重音。1982年意大利版的人名重讀不可仿效，因為其中的許多重讀都是錯誤的，因此我的重讀也可能是錯誤的。

編輯本書的意圖，是讓特魯別茨柯伊在文學理論和文學歷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能為廣大學者所用。本書按以下順序收錄以下文章：1956，129-34，135，137，138（都不完整），143-44；1957；1960b；1965；1963a；1964a；1960a；1913，326-30；1975，16-17，86，97-98，302-4；1973，51-57（刪節(jié)了幾個句子），66-68，73-76（稍有刪節(jié)），83-89，132，133-137（第131，132頁的句子只有幾行）。本書序言部分對特魯別茨柯伊所恪守的文學批評原則進行了深入討論。雅各布森為Trubetzkoy，1975所寫的序言、為Trubetzkoy，1973所寫的后記，Jagoditsch，1955和1977，Titunik，1976以及Di Salvo，1980，都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但是特魯別茨柯伊在其語言學和政治活動背景下的文學研究成果總匯，還從未有人分析過。迄今為止只有Tschi?ewskij，1964對特魯別茨柯伊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進行了評論。

特魯別茨柯伊曾說過，要寫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學術(shù)性傳記，必須融入他所處的社會歷史和時代。其實要寫出所有偉人的生平，都必須遵循這一原則。本人在評論特魯別茨柯伊這位文學評論家的時候特別注意適度的問題。在研究特魯別茨柯伊與俄羅斯形式主義關(guān)系的時候，我并沒有列出文獻資料，因為許多重要的資料都有英語版，且有關(guān)形式主義的必要信息可在1981年版的艾利克（Erlich）以及特魯別茨柯伊的紀念文集（FE）中查到。我還專門留出幾頁對特魯別茨柯伊與巴赫金進行了比較。關(guān)于特魯別茨柯伊的評論主要是在序言里，而對巴赫金的評論則另在他處。（可參見Clark and Holquist 1984；第八章和第十一章對于理解此處的討論尤為重要）。

我在最后關(guān)頭放棄了為特魯別茨柯伊的文學分析論文寫注釋的念頭，當時的目的主要是想指出二十年代都有些什么樣的研究?，F(xiàn)在我知道，如果我寫了注釋，那么特魯別茨柯伊自己的文章和講義反將成為這些評論的序言。這種情形確實存在：對中世紀文學的編輯總是按照這個路子進行：質(zhì)量上乘的1977年版蒂尼亞諾夫（Tynyánov）文集，就可視為對《貝奧武夫》（Beowulf）和《歌特史》（Getica）的注釋。當我開始詳細審核“二十年代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評”一節(jié)的數(shù)據(jù)時，突然意識到我離《貝奧武夫》的模式有多近。也許英語初版的特魯別茨柯伊文學批評文集應(yīng)當樹立一個更加適中的目標。（請參見本序言結(jié)尾部分關(guān)于韻律問題的討論。）

在結(jié)集本書時，明尼蘇達大學館際部（Interlibrary Divi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給予了大力協(xié)助（他們總是樂于助人）。全部手稿的準備由戴比·馬丁夫人（Mrs. Debbie Martin）完成。在此我要感謝明尼蘇達大學研究生院，有了它的撥款（1987），我才能用一整個寧靜的夏季致力于這兩部紀念特魯別茨柯伊的書。在美國，從法語和德國翻譯過來的一部分書得到了法國和聯(lián)邦德國的部分資助。蘇聯(lián)改革還沒有發(fā)展到其官員樂意幫助移民海外的人出版他人著作，或出版評論他人著作的地步。因此我要衷心感謝明尼蘇達大學學術(shù)事務(wù)部（Academic Affair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沒有他們的補助，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是不可能承擔本書的出版費用的。

或許應(yīng)當對翻譯工作簡單地說兩句。本書的英譯本雖然由我獨自負責，但是我的同事們，尤其是出版社的編輯貝弗利·凱默（Beverly Kaemmer）給我提出了許多建議。為了更好地表達此書的目的，在此引用特魯別茨柯伊對其著作《歐洲與人類》（Europe and Mankind）（1920）出版他國語言版時的評論。他的評論可以說明為什么我常常對他的原文進行大膽處理，如刪掉某些詞、糾正作者的句法，等等。

如果您與土生土長的德國人進行合作，本人顯然沒有反對意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意。不過我必須指出，雖然有了施勒默爾先生（Mr. Schl?mer）的參與，我認為您送給我的校樣在語言上仍有瑕疵。由于我本人并不是德國人，因而爭辯起來十分困難，但您似乎不必進行刻意的逐字翻譯，因為這種逐字翻譯會破壞它本身的文學價值。我認為您兩人可對照俄語版進行翻譯。當兩人進行翻譯合作時，最好是一個人讀原文，記住其大致內(nèi)容，在不對照原文的情況下檢查譯文，將譯文視為完全獨立的本文，看它是否通順，是否“流暢”。在對譯文進行修改之后，如果產(chǎn)生了與原文不符的情況，那么翻譯者可以對照原文提出反對意見，并進行深入的討論，研究這個或那個句子的措辭以便準確表達作者的觀點并取得理想的文體效果……您的校樣讓我相信：有了您這樣的翻譯者，我的觀點將會得到非常準確的表述。如果您在文體上多花點功夫，那么這個譯本將無懈可擊——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的目標，因為原文具有“莫斯科學派”那種沉悶乏味語言的所有弊端，而這種語言從福爾圖納托夫（Fortunatov）開始，由他的弟子一代一代傳承下來。

我努力遵循特魯別茨柯伊的建議，希望我的英語是一種適當、“流暢”的英語，而不是生硬的逐字翻譯，尤其是特魯別茨柯對福爾圖納托夫?qū)W派（福爾圖納托夫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語言風格的評論不無道理，這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