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來一套“貝交全集”？！

對于貝多芬的交響曲來說，“最佳版本”永遠沒有“唯一”，因為任何一種風格及方法的詮釋，都是觀照世界的一種角度。

在期待陳燮陽指揮上海交響樂團全新制作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實況錄音”之前，我剛剛聽到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克洛瓦切夫斯基指揮薩爾布呂肯廣播交響樂團和魯?shù)婪颉た吓逯笓]慕尼黑愛樂樂團的版本，盡管一個是新錄音一個是老錄音，但只要是沒聽過的，指揮家又是你所熟悉甚至喜愛的，那么，他們的貝多芬為你展示的永遠是未知的世界。我們再也不會經(jīng)歷第一次聆聽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的極度狂喜和美妙的時刻，但是任何一個嶄新的或者陌生的貝多芬，都會刺激你的味蕾，調(diào)整你的目光，觸及你的心靈……

對于貝多芬的交響曲來說，“最佳版本”永遠沒有“唯一”，因為任何一種風格及方法的詮釋，都是觀照世界的一種角度。對尼基什和威恩加特納的學術(shù)上的肯定，對富特文格勒無保留的贊美，對克納佩爾茨布什由衷的折服，對托斯卡尼尼出自感官愉悅的喝彩，對瓦爾特情深意切的親近，對克倫佩勒畢恭畢敬的尊崇，對孔維奇尼深得我心的傾慕……所有這些，構(gòu)成我的早期貝多芬聆聽經(jīng)驗。但是，對于貝多芬的交響世界來說，這些都還遠遠不夠，它們所提供的僅僅是“必讀書目”而已，這使我想起在大學研習歷史的時候，作為基本教程的“中國通史”便有范文瀾本、郭沫若本、翦伯贊本、白壽彝本，再進而涉及呂思勉本、周谷城本等。而隨著歷史的推移，越來越多的“通史”書籍涌現(xiàn)，我們的選擇甚至可以是來自異域的劍橋版和哈佛版。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在聆聽貝多芬交響曲的時候，一方面對克萊伯父子、穆拉文斯基、舍爾欣、巴比羅利、切利比達克等人推崇備至，另一方面卻對他們始終未將“全集”克盡全功抱以深深的遺憾。在這種唱片聆聽及收藏的慣性里，阿本德洛特、伊瑟施泰特、約胡姆、舒里希特、庫貝利克、萊因斯多夫等人的“全集”文獻錄音便特別值得珍視，而錄音工業(yè)的黃金年代里誕生的克路易坦、伯姆、卡拉揚、朱利尼、伯恩斯坦、索爾蒂、馬舒爾、海丁克、旺德、薩瓦利什、科林·戴維斯等都各有其傳世價值。更新一些的錄音出自“中生代”之手，無論是小澤征爾還是祖賓·梅塔，阿巴多還是多納伊，穆蒂還是巴倫波伊姆……每一個“全集”的誕生都會是古典錄音界最熱門的話題，目標也直指該年度的重要獎項。

進入新世紀以來，先后有阿巴多指揮柏林愛樂樂團（他的第二個全集錄音）、拉特爾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諾靈頓指揮斯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團、斯克洛瓦切夫斯基指揮薩爾布呂肯廣播交響樂團和普雷特涅夫指揮俄羅斯國家樂團的“嶄新”錄音，這種“嶄新”包含樂譜和解讀兩個方面，為從廣度與深度兩個層面理解貝多芬再次提供了“與時俱進”的測試標準。

詮釋貝多芬，如果不是墨守成規(guī)，如果不是模仿抄襲，如果對貝多芬一往情深，如果從來不覺得貝多芬過時老套，就一定會有常演常新常聽常新的共識與默契。如果貝多芬的交響曲是交響樂世界的“圣經(jīng)”，那么每一個演奏版本所提供的便是開啟大千世界“多重門”的密鑰。如果“圣經(jīng)”可以研讀終生，貝多芬的交響曲便永遠為進入的途徑展現(xiàn)多維的無限可能性。

我曾經(jīng)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1976年的深秋，按著莊嚴的預告，頂住濃濃的困意，守在半導體收音機前，等待著李德倫指揮中央樂團發(fā)出久違經(jīng)年的“英雄”交響曲的前兩個和弦。那種幸福感在我來說，不亞于玩味瓦爾特不朽名言的感受，他說：假如讓我回到第一次聆聽“英雄”交響曲的時刻，我愿用生命去換！是的，我們的音樂聆聽歷程由多少個“第一次”構(gòu)成，它使音樂的接受，如“發(fā)現(xiàn)之旅”一般神奇而莫測，神圣而感人。

錄音磁帶時期，我聽過我們自己的“第一次”，那是由李德倫、韓中杰和秋里等前輩創(chuàng)造的貝多芬交響世界，上面有深刻鮮明的社會主義印記，既有孔維奇尼的綿厚，又有穆拉文斯基的粗暴，是克倫佩勒一樣的大線條，卻不乏卡拉揚的制度化格式。這個版本對我的意義還在于我不知道它的具體錄音時間，但正是在那個時間段里，我在政協(xié)禮堂、海淀劇院甚至北大的大飯廳，聽過無數(shù)次現(xiàn)場音樂會。雖然錄音全部奢侈地來自“錄音棚制作”，但那種聲音的風格與我在現(xiàn)場聽到的如出一轍。我也曾經(jīng)在1980年代聽過陳燮陽指揮中央樂團的現(xiàn)場音樂會，至今記憶猶新。相對于李德倫和韓中杰，陳燮陽的風格受俄羅斯的影響要少一些，他的流暢線條和色彩的鮮活也許更接近1970年代的卡拉揚，所以他的貝多芬和老柴在那個年代給予我的是華麗和張揚，第一次以開放的姿態(tài)指導了我走進貝多芬交響樂的多方向思維。

當以降低制作成本為主要目的的“實況錄音”大行其道的時候，當越來越多的愛樂者信奉切利比達克“錄音室錄音等于罐頭”的信條時，“實況錄音”不再僅僅具有文獻資料價值，而變?yōu)椤罢鎸嵾€原音樂”的宏大命題。進行“實況錄音”的基本條件是音樂表演場所的專業(yè)性，這在從前的中國是不可逾越的障礙，而在今天的上海和北京，還有廣州與深圳，那么多高水準的音樂廳正在或即將成為優(yōu)秀錄音誕生的搖籃。當陳燮陽老先生以“如履薄冰”“誠惶誠恐”的態(tài)度精心研制他的最新“貝交全集”時，我們有理由相信，陳燮陽，上海交響樂團，上海音樂廳，將會以三位一體的形態(tài)呈現(xiàn)出代表中國氣派和詮釋風格的“貝多芬交響樂之聲”。身為中國人，又是一個熱愛音樂熱愛貝多芬的中國人，無論已經(jīng)聽了多少套“貝交全集”，都能夠以好奇而虔敬的心態(tài)，將陳燮陽新版置于聆賞計劃之中。

再來一套？是的，再來一套！因為只有貝多芬，只有貝多芬的九大交響曲，才會使急于一聽的欲望永遠沒有饜足！

補言：我的文中沒有提及以音樂演奏的“本真運動”為背景的“時代樂器”版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因為在這一類型的版本之間作比較，常常會無奈地舍棄指揮家的個性痕跡。所謂“本真”，就是追求與“時代之聲”的無限接近，在這個層面上，約翰·艾略特·加迪納、克里斯托夫·霍格伍德、特里維爾·平諾克、弗朗斯·布呂根、羅杰·諾靈頓等人的版本幾乎只有樂譜和速度方面的差異。而在我看來，整體最接近時代精神的竟然都是并沒有使用“時代樂器”的“現(xiàn)代樂隊”版，比如尼克勞斯·哈農(nóng)庫特指揮歐洲室內(nèi)樂團、查爾斯·麥克拉斯指揮蘇格蘭室內(nèi)樂團和羅杰·諾靈頓指揮斯圖加特廣播交響樂團的版本。它們誕生于新的世紀之交，是我們時代對音樂史和貝多芬詮釋史偉大的貢獻，而這個貢獻的分享者，我希望能夠?qū)㈥愛脐?、上海交響樂團、上海音樂廳和我們所有準備“再來一套”的愛樂者的名字放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