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對文學批評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的價值和意義認識之不足，還有一個我們至今也無法回避的原因，就是貫穿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文學批評特別是文學論爭的“蕪雜性”，認識其形成根源和表現(xiàn)，可以使我們進一步看到，魯迅結合“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所展開的文學批評，與這種“蕪雜性”的直接對立性質(zhì)，并且在這種對立中確立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的嚴肅性，這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推動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重要保證。

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文學批評和文學論爭“蕪雜性”的形成，有多方面原因，其中的一個主要方面，根源于貫穿本文論及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形成和發(fā)展之不同于中國古代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特點。中國現(xiàn)代文學是在中西文化暨中西文學整體比較中產(chǎn)生，并確立了自己的根基和特征，同時，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又迥異于它之產(chǎn)生所整體觀照的中國古代文學和西方文學，即中國現(xiàn)代文學重新確立的根基和特征不在中國古代文學傳統(tǒng)之中，亦不在西方文學傳統(tǒng)之中，是有其獨立性的，這同時又說明中國現(xiàn)代文學根基得以形成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以及建立在這個根基之上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的有限。

更主要的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社會，又是一個“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古今中外的事物“摩肩挨背的存在”^[1]的社會，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社會文化中生存和發(fā)展的空間，不能不是在各種有形或無形的侵蝕和擠壓中的有限性存在，這是在“一步一血痕”的艱難發(fā)展中的有限性，是不能不依附于社會文化存在而又時時可能因此而喪失自我主體的有限性。最明顯的事實，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引人注目的種種社會現(xiàn)象，如“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繁榮”^[2]，如以“核心期刊”為主的“論文大生產(chǎn)運動”體現(xiàn)的“學術繁榮”^[3]，這些都不能不使我們感受和認識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生成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發(fā)展之不足，不能不使我們感受和認識到確立于“五四”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時至今日發(fā)展之不足。

還應該看到一個至今我們?nèi)匀狈φJ識的問題，就是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由于新文化資源之不足而帶來的“職業(yè)競爭”之激烈，貫穿了整個20世紀中國。從1905—1917年，中國科舉制度及依附于科舉制的書院，包括科舉制衰落而衍生的學堂，不再起到維系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的職業(yè)分配的中樞作用時，中國年復一年從消解中的固有教育體制中蒸發(fā)出來的大量青年知識分子，就存在著一個在社會上謀求生存和出路的嚴重問題。“五四”后正值青春期的青年知識分子，幾乎別無選擇地涌入到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中，“五四”生成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之不足，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影響下出現(xiàn)的新式教育、出版等機構，尚難以滿足如此眾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在中國社會的安身立命問題，這種狀況不能不帶來新文化、新文學職業(yè)化發(fā)展要求與“知識青年過?！敝g的尖銳矛盾，這更是一個因“人口過?！倍鴮е碌摹奥殬I(yè)競爭”問題。

如沈雁冰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所說， 1921年后如“尼羅河的大泛濫”涌現(xiàn)出來的大量新文學社團和期刊，在整體上可以說是嚴肅的，顯示了經(jīng)歷“五四”變革后的中國文學不可逆轉的發(fā)展，但從另一個方面說，這種狀況也是被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知識分子“撐”起來的，即當時幾乎每一個社會上的青年知識分子和在校學生，都希望通過新文化、新文學謀求在社會上生存和發(fā)展的出路，但他們又并非對新文化、新文學有真正的理解?！敖Y胎”在前、期刊晚出的創(chuàng)造社作家從日本回國后，直接面臨的就是來自中國社會的生存壓力，他們所以與泰東圖書局老板趙南公之間達成“缺少明確‘說法’的合作關系”^[4]，所以與立足本土而具有先天優(yōu)勢的文學研究會“打架”，都與“五四”后新文化空間的有限和新文學職業(yè)化引起的“職業(yè)競爭”相關，這在劉納的《創(chuàng)造社與泰東圖書局》^[5]一書中有詳盡的描述；而且，從文學研究會與創(chuàng)造社之間圍繞文學的“功利”與“無功利”、“為人生”與“為藝術”、“現(xiàn)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爭論也可看出，他們所能夠從“五四”發(fā)展出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的有限性，這不能不帶來他們的文學批評（包括文學創(chuàng)作）“蕪雜”的一面。

批評家的發(fā)生，在中國已經(jīng)好久了。每一個文學團體中，大抵總有一套文學的人物。至少，是一個詩人，一個小說家，還有一個盡職于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這些團體，都說是志在改革，向舊的堡壘取攻勢的，然而還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開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chuàng)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面喘著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6]

魯迅顯然認為這種文學批評無助于新文學的發(fā)展，郭沫若后來更把這種“無聊的對立”視為“在封建社會中培養(yǎng)成的舊式的文人相輕，更具體地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xiàn)”^[7]。顯然，這同時又是一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之不足所加遽的“職業(yè)競爭”問題，“職業(yè)競爭”之殘酷反過來又限制或者制約了有限的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的發(fā)展。^[8]

1930年代的上海，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又一個中心，上海是中國現(xiàn)代工業(yè)、商業(yè)、金融業(yè)的中心，是國（民黨）、共（產(chǎn)黨）兩黨斗爭的集中地，是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和現(xiàn)代出版制度的濫觴地。上海的書局和期刊報紙的眾多，稿酬制度的完備，文化市場的成熟，是先后作為政治中心的北京（北平）和南京所遠不能相比的，當時，幾乎唯有上海具備了“職業(yè)作家”出現(xiàn)并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條件，魯迅1927年到上海選擇“作游民而創(chuàng)作”^[9]的原因也在這里。在我們的一般認識中，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心轉向上海的高度“職業(yè)化”發(fā)展，這應該有助于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批評的嚴肅性的增強，有助于文學批評“蕪雜性”的祛除。^[10]但實際情況卻并非完全如此。1920年代更是一個文化的時代，是中國社會文化的變革期，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之不足凸顯的新文化、新文學職業(yè)化與“人口過?！钡拿埽约坝纱硕鴮е碌摹奥殬I(yè)競爭”，更主要表現(xiàn)在社會文化領域，是在以新文化為職業(yè)的知識分子之間表現(xiàn)出來的，但在1930年代上海這個未曾經(jīng)歷“五四”直接沖擊的新興都市，中國現(xiàn)代文學精神資源和文學資源不僅存在著被政黨文化肢解或者異化的可能，而且更直接受到都市畸形發(fā)展的商業(yè)文化的壓迫和侵蝕，知識分子之間的“職業(yè)競爭”也更進一步增添了政治和經(jīng)濟的因素，由此而帶來的文學批評特別是文學論爭的“蕪雜性”，不是弱化，而有了進一步加強。

我認為，我們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價值和意義認識之不足，對魯迅的文學批評認識之不足，其原因也在這里，即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等種種因素對1930年代文學的介入，所加助的文學批評特別是文學論爭的“蕪雜”，這顯然與我們認識中的1930年代左翼文學和左翼文學批評相關，并且?guī)砦覀儗ψ笠砦膶W批評特別是文學論爭的漠視以至否定。

那么，應該如何認識這個問題呢？

我們過去更多地從國際背景上去認識1928年革命文學倡導的發(fā)生，更多地把倡導過程中發(fā)生的“革命文學論爭”，包括其“蕪雜”的一面，歸源于蘇俄“拉普”和日本“納普”的影響，實際上，革命文學倡導的簡單和幼稚，包括其“蕪雜”的形成，更深刻的根源還在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本身，還在中國知識分子本身。

1925—1927年的北伐革命，是1928年革命文學倡導的直接背景。1911年中國最后一個封建專制王朝解體后，中國政治革命與思想文化革命二者之間始終是游離，甚至相悖反和沖突^[11]，參加辛亥革命的種種政治軍事勢力的動機和目的是混雜的，因而有革命后的袁世凱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繼之張勛復辟，繼之各派軍閥勢力的輪番登場。針對“民國無根”而興起的五四新文化倡導，有著十分明確的“立人”宗旨，北伐革命則并非為“五四”開啟的思想文化革命所引發(fā)，是針對辛亥革命成果喪失的又一場改朝換代的政治革命，北伐革命的政治目的是清楚的，伴隨這場政治革命的文化革命則是混亂、陳舊和蕪雜的。這樣一場以廣州為發(fā)源地在青天白日旗之下的政治革命的影響，使云集南方的幾乎所有社會知識分子包括文人、作家、青年學生，一夜之間都成為“革命”的崇拜者和擁護者，這有他們對社會現(xiàn)實不滿的原因，但借“革命”而可能獲得職業(yè)、身份、社會地位，而實現(xiàn)生存方式的轉換，這一因素亦不可忽略，由此帶來的是他們對“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學”認識的盲目、混亂和駁雜。此時置身廣州的魯迅寫的《慶祝滬寧克復那一邊》，即有此針對性，他例舉現(xiàn)象之一，就是移至上海出版的《現(xiàn)代評論》的“忽然脫胎換骨”，指出這種一哄而起的謳歌和陶醉“革命”, “其實是和革命毫不相干”的，“這樣的人們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會從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復舊”^[12]。魯迅在廣州期間寫的一系列文章，針對的就是在這場政治革命過程中精神和文化上的“復舊”現(xiàn)象：他有感于廣州報章上國民政府主持的“天乳運動”^[13]，他在《革命時代的文學》的演講中明確表示，在這樣的大革命進行過程中“沒有文學”，也沒有“革命文學”，更談不上“平民文學”，所鼓吹的“革命文學”“何異于八股”^[14]；國民黨“清黨”之后的社會情狀，使他“恐怖”于這“血的游戲”的“角色”，竟是自己對中國社會變革寄以希望的“青年”^[15]；目睹了因為“危險文字”導致的“文字獄”^[16]，而意識到南方革命要求的所謂“純正——正宗”的“革命文學”，與北洋政府反對“攻擊禮教”和“禁止白話”相一致地是從思想專制出發(fā)的“輿論一致”^[17]，這使他在《小雜感》等文章中發(fā)出“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和“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的莫深感慨。^[18]

程凱博士在《革命文學敘述中被遮敝的一頁——1927年武漢政權下的“革命文化”、“無產(chǎn)階級文化”言論》^[19]一文中提出， 1927年“四·一二”、“四·一五”事件后的“寧、漢分裂”，導致國民黨左派與共產(chǎn)黨在武漢三鎮(zhèn)再度攜手興起的“革命文化”和“無產(chǎn)階級文化”崇拜熱潮，應該是我們認識1928年革命文學倡導更重要的背景因素：一者，這里聚集了“大批（“五四”后）已獲得社會地位的新文化知識分子”，還有大量企求獲得社會地位的青年知識分子^[20]，他們轉向革命的“真誠”動機與“市儈主義”投機心理相混雜；二者，他們“以俄為師”所進行的“革命文化建設”有著“反蔣”的直接政治目的，在“革命文藝”討論中的一系列言論與他們繼之發(fā)動的革命文學倡導的主張，以及后來左翼文人的觀念極為接近，諸如他們“將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邏輯引入藝術領域”，提出“創(chuàng)造‘無產(chǎn)階級文藝’的前提是先創(chuàng)造無產(chǎn)階級的生活”，需要“批判革命青年中的小資產(chǎn)階級思想以達到‘無產(chǎn)階級化’的目的”；諸如他們“推崇‘民眾藝術’”，以“革命性”為標尺將“西洋近代文學”和“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視為“資產(chǎn)階級藝術”而加以全面否定。在“檢討五四”的過程中“批判新文化運動已漸成一種時髦”^[21]。

程凱在文章中認為“‘七·一五’武漢分共對左派文人的打擊，更甚于‘四·一二’上海清黨”，這些“革命文化”和“無產(chǎn)階級文化”的鼓吹者，有的迅即退出共產(chǎn)黨，有的表示與共產(chǎn)黨劃清界線，有的投向國民黨，有的逃亡或隱居，而使我們不能不認同于魯迅1927年10月所說“革命文學家風起云涌的所在，其實是并沒有革命的”^[22]，魯迅隨后又針對北伐革命以來的中國社會現(xiàn)象提出“文藝與政治的歧途”^[23]，并在《關于知識階級》的演講中對大革命失敗后的這些文人的精神狀態(tài)有深刻的分析和認識。顯而易見，1928年上海的革命文學倡導，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武漢政權之下“革命文藝”討論的延續(xù)和翻版，這在“結胎”于武漢的太陽社^[24]作家身上有明顯體現(xiàn)，也是太陽社作家傲視以《文化批判》倡導革命文學的創(chuàng)造社，并與之展開“‘革命文學’首倡權”之爭的原因之一。^[25]

可以舉出一例，對我們認識以革命文學倡導為起點的左翼文學的形成，頗為典型。沈雁冰1927年“武漢分共”后隱居上海，即處在魯迅所說大革命后“衰弱的知識階級”狀態(tài)^[26]中，他以“茅盾”為筆名寫出《幻滅》、《動搖》、《追求》，既是此時才能體察到的自己“武漢時期”曾有過的心理流程的表現(xiàn)，又是此刻灰暗心境才可能“實寫”的大革命期間奔赴武漢的青年知識分子精神、情感和意識歷程的寫照，有“幻想”、“追求”更有“動搖”與“幻滅”，有清醒更有茫然與頹廢，作品陸續(xù)發(fā)表期間，為同樣有這一精神和心理流程的錢杏邨所“共鳴”，認為“全書把整個小資產(chǎn)階級的病態(tài)寫得淋漓盡致”^[27]，卻為剛從日本回國而沒有這一精神和心理流程的后期創(chuàng)造社作家所難以“認同”；研究者針對此的“追問”是^[28]：茅盾為什么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對革命文學倡導者之一錢杏邨的“高度評價”取“反唇相譏”態(tài)度？在創(chuàng)造社作家把《從牯嶺到東京》視為為“寫小資產(chǎn)階級”辯護^[29]進行集體批判時，與創(chuàng)造社相頡頏的錢杏邨為什么面對茅盾的被批判出爾反爾，不僅把他贊許《幻滅》、《動搖》的批評文章在收入《茅盾與現(xiàn)實》時“大量增刪”，而且在《從東京回到武漢》一文中直接針對《從牯嶺到東京》宣判茅盾政治上的“死刑”^[30]？結合我們前面的闡釋不難理解，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革命文學倡導和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言論，正是前述武漢政權下“將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邏輯引入藝術領域”所提倡的“無產(chǎn)階級文藝”觀的發(fā)展，他們言說中更多地套用了馬克思主義話語，更加強調(diào)作家的“Aufheben奧伏赫變”，認為“我們遠落在時代的后面。我們在以一個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為主體，以它的‘意德沃羅基’ （按指“小資產(chǎn)階級的意識形態(tài)”）為內(nèi)容，……發(fā)揮小資產(chǎn)階級的惡劣的根性”，而主張“克服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根性，把你的背對向那將被‘奧伏赫變’的階級，開步走，向那齷齪的農(nóng)工大眾”^[31]，在這方面，創(chuàng)造社作家較之前述太陽社作家更徹底地全盤否定“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把“小資產(chǎn)階級作家”視為“無產(chǎn)階級文藝”最危險的“敵人”，而把批判矛頭直接指向魯迅，這使尚未介入革命文學論爭的茅盾^[32]幾乎本能地意識到，錢杏邨肯定《幻滅》、《動搖》對“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表現(xiàn)所可能給自己帶來的“危險”，是他在《從牯嶺到東京》中“以怨報德”對錢“反唇相譏”的原因^[33]，同時也是錢杏邨反過來更進一步把茅盾視為施存統(tǒng)這類“叛黨分子”的主要原因?？紤]到北伐革命以至南京建都后“革命文學”一直為國民黨所延用，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的革命文學倡導直接針對的又是在他們看來已經(jīng)“落伍”的“小資產(chǎn)階級代表作家”，并沒有直接指涉蔣介石政府的政治言論，因而主張“革命文學”不必承擔任何被查禁、拘捕、殺戮的“風險”^[34]；所以，《蝕》三部曲對轉向“革命”的知識分子心理狀態(tài)的表現(xiàn)，以及寫出的在社會上找不到出路的各類青年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盲目性，投機“革命”的種種現(xiàn)象，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革命”不切實際的玄想，是可以映照1928年在上海提倡革命文學的太陽社、創(chuàng)造社一部分作家的精神狀況的，但卻為他們不敢正視也難以認識，只能與茅盾一樣，卷入對毫不觸及中國社會文化弊端的“小資產(chǎn)階級”之說的極力否定和奮力批評中。^[35]加之，這些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作家于1928年前后流亡或聚集的上海，又是一個商業(yè)化都市，“革命”同樣可以成為求名得利、聞達社會的方式。

[1] 《熱風·五十四》,《魯迅全集》第1卷第344頁。

[2] “眾所周知，長篇小說是一種極具‘難度’的文體，是對作家才華、能力、經(jīng)驗、思想、精神、技術、身體、耐力等的綜合考驗。正因為這樣，曹雪芹寫《紅樓夢》才要‘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但在當下，我們卻看到許多作家卻把長篇寫作看得極其容易和簡單。有些作家的文學修養(yǎng)和文學素質(zhì)恐怕連一部中短篇小說都寫不出或根本就不會寫，但長篇卻已出版了多部。因此，從表象來看，我們似乎正在進入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一部接一部的作品，一個又一個的作家，各種風格、各種形態(tài)的長篇小說文本正在以不同的方式相繼登場?？梢哉f，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長篇小說的‘繁榮’就已經(jīng)成了一個不爭的文學事實。然而，這種‘繁榮’是一種需要認真辨析的‘繁榮’，它的‘泡沫’質(zhì)地和‘神話’性質(zhì)可能會導致對影響中國當代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那些真正問題的掩蓋與遮蔽。說得聳人聽聞一點，我甚至覺得，我們當前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確實‘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其中至少有不下于一半的所謂長篇是地地道道的垃圾。而且，即使拋開那些‘垃圾’性質(zhì)的長篇小說不談，那些水平線以上的長篇小說也仍然面臨著諸多危機與困境。”（吳義勤：《關于新時期以來“長篇小說熱”的思考》,《南方文壇》2009年第5期）

[3] “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文學研究各學科興旺到了畸形膨脹的程度，每年生產(chǎn)出數(shù)以千計的專著和數(shù)以萬計的論文，形成了名符其實的大生產(chǎn)運動。資源短缺而信息過剩的中國，需要這么多專著、論文嗎？……高校體制的職稱制度、課題制度、評獎制度支撐著大生產(chǎn)，標準化、程序化、量化的學術評價體系鼓勵著大生產(chǎn)，高校教師成為半職業(yè)化的論文生產(chǎn)者。那許許多多經(jīng)過繁瑣論證的重復課題，似乎都有意義，似乎都有價值，但誰能說得清意義和價值究竟何在？課題下的‘研究’有一套可以熟練掌握操作的程序，能夠源源不斷地投入生產(chǎn)，而網(wǎng)絡的廣泛應用又為生產(chǎn)者提供著前所未有的便利?！斘恼卤幻麨椤晒?，文學研究者更重視的是文章本身還是由文章連鎖獲得的各級職稱各類獎項各種頭銜以及所能換來的呈遞加性的物質(zhì)利益？當被評論被研究的作品被叫作‘材料’，文學研究者還把閱讀視作享受嗎？在匆忙甚至無奈的生產(chǎn)過程中，文學研究者會感受到激動或者愉快嗎？那么，文學研究者還熱愛文學嗎？還喜歡文學嗎？還對文學懷有興趣嗎？”（劉納：《在學術論文的大生產(chǎn)運動中想起李健吾》,《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3期）

[4] 參見劉納：《創(chuàng)造社與泰東圖書局》第四、五章，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 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 《二心集·我們要批評家》,《魯迅全集》第4卷第240—241頁。

[7] 郭沫若：《學生時代》，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127頁。

[8] “職業(yè)競爭”之激烈貫穿20世紀中國，愈演愈烈，時至今日，我們看到的“封筆以防盜版”、為“××文學”寫“悼文”等都成為立身揚名、排斥異己的方式，無不與“職業(yè)競爭”相關，學術體制內(nèi)“職業(yè)競爭”之殘酷更令人觸目驚心。

[9] 《兩地書·八六》,《魯迅全集》第11卷第228頁。

[10] 參見拙作：《學府·報刊出版·中國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陳方競自選集（下卷）》，汕頭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263頁。

[11] 這一狀況產(chǎn)生的根源值得研究，可以追溯到中國宋代以后的“文”、“武”分裂，重“文”抑“武”，辛亥革命后執(zhí)政的北洋軍閥各派系無不是以“武”制勝，文人則“賤兵”，多充當“政客”。

[12] 《集外集拾遺補編·慶祝滬寧克復那一邊》,《魯迅全集》第8卷第162—163頁。

[13] “今年廣州在禁女學生束胸，違者罰洋五十元。報章稱之曰‘天乳運動’。有人以不得樊增祥作命令為憾。公文上不見‘雞頭肉’等字樣，蓋殊不足以饜文人學士之心。此外是報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議論。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終古?！保ā抖鸭n“天乳”》,《魯迅全集》第3卷第468頁）

[14] 《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第419—423頁。

[15]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魯迅全集》第3卷第453—457頁。

[16] 《而已集·談“激烈”》,《魯迅全集》第3卷第476—477頁。

[17] 《而已集·扣絲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第483—487頁。

[18] 《而已集·小雜感》,《魯迅全集》第3卷第530頁。魯迅在廣州的演講《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也有類似的現(xiàn)實感觸。

[19] 見《中國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汕頭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18—435頁。本段中的引文均出自這篇文章。

[20] 如程凱在文章中例舉的郭沫若、沈雁冰、張崧年（張申府）、張資平、符號、王魯彥、孫伏園、林語堂、傅東華、胡秋原、錢杏邨、楊邨人、蔣光慈、孟超等，并指出在“眾多剛剛叛離校園的舊日文學青年”中“孕育著不少未來的左翼文化人”。

[21] 在程凱的文章中明顯可以看出錢杏邨的言論與他1928年倡導革命文學的主張的一致性。

[22] 《而已集·革命文學》,《魯迅全集》第3卷第543—544頁。

[23] 《集外集·文藝與政治的歧途》,《魯迅全集》第7卷第113—120頁。

[24] 楊邨人在《太陽社與蔣光慈》中詳細談到蔣光慈、錢杏邨、孟超和他在武漢籌辦太陽社的情況。見方銘編《蔣光慈研究資料》，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頁。

[25] 錢杏邨在1928年3月寫的《蔣光慈與革命文學》一文中視倡導革命文學的創(chuàng)造社作家為“以前做夢，現(xiàn)在投機”，說：“我所不滿意是這一班卑鄙的作家不應該這樣的如投機黨人的借著自己的歷史地位盡量的壓迫人，致人于死地！其實，文藝的領導權決不是奪得到的，作家批評家果真能革命，實際的轉換方向，他的領導權當然可以繼續(xù)下去，不然就是做一百篇專罵光慈的文章，印一百本以罵人為批評原則的批評集，也是沒有法子把文藝領導權繼續(xù)抓住的！”（《阿英文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01—102頁）

[26] “中國人現(xiàn)在膽子格外小了，這是受了共產(chǎn)黨的影響。人一聽到俄羅斯，一看見紅色，就嚇得一跳；一聽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國的小說，更其害怕，對于較特別的思想，較新思想尤其喪心發(fā)抖，總要仔仔細細底想，這有沒有變成共產(chǎn)黨思想的可能性？！這樣的害怕，一動也不敢動，怎樣能夠有進步呢？這實在是沒有力量的表示，比如我們吃東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時又要懷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是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于此的。雖是西洋文明罷，我們能吸收時，就是西洋文明也變成我們自己的了。好像吃牛肉一樣，決不會吃了牛肉自己也即變成牛肉的，要是如此膽小，那真是衰弱的知識階級了，不衰弱的知識階級，尚且對于將來的存在不能確定；而衰弱的知識階級是必定要滅亡的?！保ā都饧斑z補編·關于知識階級》,《魯迅全集》第8卷第192頁）

[27] 錢杏邨在《〈幻滅〉（書評）》（載《太陽月刊》3月號，1928年3月1日出版）中說：“《幻滅》是一部描寫革命時代及革命以前的小資產(chǎn)階級女子的游移不定的心情，及對于革命的幻滅，同時又表現(xiàn)青年的戀愛狂的一部具有時代色彩的小說。全書把整個小資產(chǎn)階級的病態(tài)寫得淋漓盡致，而且敘述得很細致。結構得力于俄羅斯的文學，已有了相當?shù)某煽儯幻鑼懼皇呛蟀氩渴×?，若果作者把后半部的材料充實起來，把全部稍稍改動一回，那是一部很健全的能以代表時代的創(chuàng)作?！比缵w璕在《〈從牯嶺到東京〉的發(fā)表及錢杏邨態(tài)度的變化》（載《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6期）中所說，錢杏邨的《〈幻滅〉（書評）》、《〈動搖〉（評論）》在《太陽月刊》上發(fā)表之初“并無對茅盾或其作品的否定”，文中說的“對‘小資產(chǎn)階級’的‘嘲諷’與‘揭露’等，雖不符合作家本意，卻是從當時黨的最高路線出發(fā)對其小說所做的高度評價，至多也只是善意的拔高”。

[28] 參見趙璕：《〈從牯嶺到東京〉的發(fā)表及錢杏邨態(tài)度的變化》,《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2005年第6期。

[29] 值得注意的是，茅盾在這篇文章中在堅持現(xiàn)在“新作品”寫“小資產(chǎn)階級”生活題材的合理性的同時，又否認《幻滅》中的靜女士是“作為小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來寫的。

[30] 錢杏邨在文章中說《從牯嶺到東京》是“茅盾先生‘悲痛的自白’”，并說：“現(xiàn)在的茅盾先生究竟為那個階級所有？”（《阿英文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頁）施存統(tǒng)（一名，復亮）在“武漢分共”后發(fā)表“脫黨宣言”的文章題目就是《悲痛中的自白》（載武漢1927年8月30日《中央日報》“中央副刊”157期），錢杏邨的這一借用的含義不言自明。

[31] 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創(chuàng)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1日。

[32] 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文學倡導者批判葉圣陶，實際上，是不點明地把批判矛頭指向茅盾，對此，茅盾是清楚的。

[33] 茅盾在《從牯嶺到東京》中否認《幻滅》中的靜女士是“作為小資產(chǎn)階級的代表”來寫的，就是對錢杏邨《〈幻滅〉（書評）》不點名的辯駁。而且，不久，茅盾在《讀〈倪煥之〉》中用了兩節(jié)文字回應創(chuàng)造社作家和錢杏邨對《從牯嶺到東京》的攻擊，承認此文“寫得太隨便，有許多話都沒說完全，以至很能引起人們的誤解，或是惡意的曲解”，再次強調(diào)：“我并沒說過要創(chuàng)造小資產(chǎn)階級文藝?！保ā睹┒苷撝袊F(xiàn)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63—164頁）

[34] 1928年9月前被蔣介石稱為國民黨政府的“軍政”時期，繼之有“東北易幟”、“蔣桂戰(zhàn)爭”、“蔣閻馮大戰(zhàn)”，國民黨政府尚無暇顧及上海的革命文學倡導和左聯(lián)的成立，直至1930年9月前，左翼文學及其組織尚被國民黨政府作為一種不具有政治背景的社會文化現(xiàn)象看待。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卷第1編“文化”（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在“對進步出版品等的查禁”一項中，國民黨中央1928年12月11日始有“查禁《革命中國》旬刊函”（內(nèi)稱“該刊編者自稱為國民黨黨員”）,1928年12月20日有“查禁《無軌列車》”文，至1929年7月11日的《查禁刊物表》中才列有《幻洲》、《創(chuàng)造月刊》、《我們月刊》和小說《短褲黨》；在“迫害文化人士”一項中，國民黨中央1930年9月20日才發(fā)出查封左翼作家聯(lián)盟等八團體的公函，視左聯(lián)為“共黨在群眾中公開活動之機關”，要求“予以查封，并緝拿其主持分子，歸案究辦”（見該書407頁）。

[35] 如茅盾在《讀〈倪煥之〉》（載《文學周報》第8卷第20期，1929年5月12日）中對“突變”的創(chuàng)造社作家的批評，就是取這種對“小資產(chǎn)階級”批判和否定之說的。他說：“為什么偉大的‘五四’不能產(chǎn)生表現(xiàn)時代的文學作品呢？”他歸之于“實在是因為當時的文壇上發(fā)生了一派忽視文藝的時代性，反對文藝的社會化，而高唱‘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這樣的入了歧途！”并且說：“‘五卅’時代的尚未到臨，創(chuàng)造社諸君之尚住在象牙塔里，……而當時他們的遁路卻是拾起了他們今日所自咒詛的資產(chǎn)階級文學的玩意兒以自娛，不但自娛，且企圖在人海中拱出一個角兒?？墒蔷驮谀菚r候，近在中國，則‘五卅’的時代已在醞釀，遠在西歐，則新興的無產(chǎn)文藝已經(jīng)成為國際文壇注目的焦點。假使當時成郭諸君跑出他們的霞飛路的‘蝸居’，試參加那時的實際運動和地下工作，那么，他們或者不至于還拾起‘資產(chǎn)階級文藝的玩意兒’來自娛罷。再說得顯明些，并且借用去年成仿吾的話語，如果那時候他們不要那么‘不革命’，不要那么‘小資產(chǎn)階級性’，那或者成仿吾去年的雄赳赳的論調(diào)會早產(chǎn)生了幾年罷?！保ā睹┒苷撝袊F(xiàn)代作家作品》第154—1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