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魯迅1930年3月在給友人的書信中，即提及左翼文學形成時的這種狀況^[1]，他的《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主要針對的是這些作家對“革命”的“羅曼蒂克”玄想，他例舉海涅的例子，說：

從前海涅以為詩人最高貴，而上帝最公平，詩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圍著上帝坐著，上帝請他吃糖果。在現(xiàn)在，上帝請吃糖果的事，是當然無人相信的了，但以為詩人或文學家，現(xiàn)在為勞動大眾革命，將來革命成功，勞動階級一定從豐報酬，特別優(yōu)待，請他坐特等車，吃特等飯，或者勞動者捧著牛油面包來獻他，說：“我們的詩人，請用吧！”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實際上決不會有這種事，恐怕那時比現(xiàn)在還要苦，不但沒有牛油面包，連黑面包都沒有也說不定，俄國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這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2]

因為：“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xiàn)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sup>[3]諸如辛亥革命后的“許多文人”轉而成為“新的運動的反動者”^[4]，諸如俄國十月革命前謳歌革命的葉賽寧與梭波里，革命勝利后的“自殺”^[5]。我們只要看一下1931年1月17日包括“左聯(lián)五烈士”在內的36名共產黨人被捕，2月7日被槍殺后，參加左聯(lián)和其他左翼文化團體的知識分子發(fā)生的變化，就不難認識到這種情況。^[6]

正是在如上分析中，不難看到1930年代左翼文學和左翼文學批評整體上存在的“蕪雜”，看到左翼文學批評特別是文學論爭存在著種種動機混雜的情況，看到由于中國共產黨參與并領導左聯(lián)工作，所帶來左翼文學構成的變化（包括“退出”和“開除”）；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魯迅體現(xiàn)“‘文明批評’與‘社會批評’”性質的文學批評與這種“蕪雜性”的直接對立性質，并在這種對立中確立左翼文學批評的嚴肅性。更主要的是，魯迅的文學批評直接推動了左翼文學和左翼文學批評的發(fā)展，體現(xiàn)了左翼文學批評的價值和意義。

首先，魯迅影響下的左翼文學和左翼文學批評，是在對自身“蕪雜性”的批判和瀝除中發(fā)展的，諸如對“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的批評^[7]，對自命為“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的“張資平的‘小說學’”的批評^[8]，對“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的楊邨人的批評^[9]，對從“普羅文學運動”分化出來的自稱“第三種人”和“自由人”的批評^[10]，對周揚主編左聯(lián)重要機關刊物之一《文學月報》期間的“辱罵和恐嚇”文風的批評^[11]，對左翼作家狄克的“我們要執(zhí)行自我批判”的批評^[12]，對“徐懋庸們”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名目下“鍛煉人罪，戲弄威權”的批評^[13]，對“抓到一面旗幟，就自以為出人頭地，擺出奴隸總管的架子，以鳴鞭為唯一的業(yè)績”^[14]的“文壇皇帝”^[15]的批評，等等。而且，魯迅所展開的這些批評，主張“注重于‘論爭’”，即使“因為情不可遏而憤怒，而笑罵，自然也無不可”，但“必須止于嘲笑，止于熱罵”, “自己并無卑劣的行為，觀者也不以為污穢，這才是戰(zhàn)斗的作者的本領”^[16]10。當然，也顯而易見，左翼文學中的這些“必然混有的污穢”也并沒有因為魯迅的批評而消失。

其次，在我看來，魯迅在堅持并肯定左翼作家直面“黑暗中國”的“一步一血痕”的“戰(zhàn)斗”的同時，從未間斷對左翼文學“必然混有的污穢”的批評，他是將此作為社會文化特別是上海社會文化在左翼作家身上的表現(xiàn)來分析和認識的，就此而言，不存在左翼與非左翼的不同^[17]，即他批評的這些左翼文學現(xiàn)象，與他同時提出并剖析的上海文壇諸現(xiàn)象，如鼓吹“曲的解放”^[18]、實行“序的解放”^[19]、張揚“文壇登龍術”^[20]、哄傳“腰斬張資平”^[21]、標榜“《莊子》與《文選》”^[22]、“嗚呼”文壇的“謾罵”“誣陷”“墮落”^[23]以及“文人”的“剪竊”^[24]，還有文壇上“文丐”、“文氓”和“文官”的層出不窮^[25]，并沒有實質差異，他是把二者相一致作為“社會批評”和“文明批評”展開的。

正因為如此，魯迅之作為主張無產階級文學的左翼作家，并不拒絕“小資產階級”題材的創(chuàng)作，同時又重視引導“同路人”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認為“左翼作家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26]，這不僅體現(xiàn)在他1930年代的外國文學翻譯上^[27]，而且貫穿了他的文學批評，如沙汀、艾蕪自認創(chuàng)作難以勝任“革命題材”，就自己“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和“下層人物”生活題材的創(chuàng)作，求教于他，他的回答是：

……就目前的中國而論，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卻還有存在的意義。如第一種，非同階級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襲擊，撕其面具，當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種，則生活狀態(tài)，當隨時代而變更，后來的作者，也許不及看見，隨時記載下來，至少也可以作這一時代的記錄。所以對于現(xiàn)在以及將來，還是都有意義的。不過即使“熟悉”，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28]

第三，魯迅明確意識到，左翼文學的發(fā)展，不僅需要嚴肅的文藝創(chuàng)作，也需要嚴肅的“文藝批評”和“文藝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是在這樣一種認識中展開的。

創(chuàng)作家大抵憎惡批評家的七嘴八舌。

……

我想，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頗有些像廚司和食客。廚司做出一味食品來，食客就要說話，或是好，或是歹?！牵热羲麑χ腿舜蠼械溃骸澳敲?，你去做一碗來給我吃吃看！”那卻未免有些可笑了。

誠然，四五年前（按：指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倡導革命文學時），用筆的人以為一做批評家，便可以高踞文壇，所以速成和亂評的就也不少，但要矯正這風氣，是須用批評的批評的，只在批評家這名目上，涂上爛泥，并不是好辦法。不過我們的讀書界，是愛平和的多，一見筆戰(zhàn)，便是什么“文壇的悲觀”呀，“文人相輕”呀，甚至不問是非，統(tǒng)謂之“互罵”，指為“漆黑一團糟”。果然，現(xiàn)在是聽不見說誰是批評家了，但文壇呢，依然如故，不過它不再露出來。

文壇必須有批評；批評如果不對了，就得用批評來抗爭，這才能夠使文藝和批評一同前進，如果一律掩住嘴，算是文壇已經(jīng)干凈，那所得的結果倒是要相反的。^[29]

讀一下魯迅于1930年代寫的《我們要批評家》、《批評家的批評家》、《漫罵》、《“中國文壇的悲觀”》、《罵殺與捧殺》，可見他對文學批評的重視，也可見他的批評觀，他還一連寫出七篇“論‘文人相輕’”的批評文章，主要針對的就是左翼作家也染及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無是非”觀，提出以“文人相輕”鄙薄批評，實際上是在“混淆黑白”, “掩護著文壇的昏暗”，而強調文學批評要“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像熱烈地擁抱著所愛一樣，更熱烈地擁抱著所憎”^[30]。他更進一步針對中國文壇層出不窮的“文丐”、“文氓”和“文官”，提出“文人相輕”“也仍然是戰(zhàn)術”，概括其種種“‘輕’之術”，其中之一就是他在雜文中經(jīng)常運用的“起顛撲不破諢名”, “雖只寥寥數(shù)字，卻很要明確的判斷力和表現(xiàn)的才能的。必須切帖，這才和被批判者不相離，這才會跟了他跑到天涯海角?！?sup>[31]看一下在他批評文字中“露出原型”的“革命小販”、“洋場惡少”、“‘商定’文豪”，文壇上“獸類不收”、“鳥類不納”之“作為騎墻的象征的蝙蝠”那樣的“紳士淑女”^[32]……以及種種的“西崽相”，還有“登龍而乘龍，又由乘龍而更登龍”的“文壇登龍術”^[33], “自己替別人來給自己的東西作序”的“序的解放”^[34]，不勝枚舉，他的批評如“匕首和投槍”，是如此犀利，切中要害，而“文壇決不因此混亂，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來”，其是非利弊也并非“悲觀論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論調，將一切作者，詆為‘一丘之貉’”所能抹殺的，文壇“一定會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別”的，因此“總歸有許多所謂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滅亡，只有配存在者終于存在，以證明文壇也總歸還是干凈的處所”——“我們試想一想，林琴南攻擊文學革命的小說，為時并不久，現(xiàn)在那里去了？”^[35]

我們更是從魯迅的批評文字中感受到左翼文學批評的發(fā)展的，感受到在魯迅文學批評影響下左翼文學批評的發(fā)展，認識到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更是在1930年代發(fā)展起來的，更是在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文學批評中發(fā)展起來的，同時感受和認識到失去了這樣的文學批評，我們看到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就沒有了內在的脛骨，就可能在社會文化中隨波逐流，發(fā)生蛻變。

[1] “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連盟，于會場中，一覽了薈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來，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勢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險，但還怕他們尚未必能爬梯子也。”（《書信·300327·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12卷第8頁）

[2] 《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234—235頁。這是魯迅“五四”時和“五四”后一再批評的知識分子的“黃金世界”夢想的延續(xù)，他當時還在《現(xiàn)今的新文學的概觀》（《魯迅全集》第4卷第135頁）、《〈勇敢的約翰〉校后記》（《魯迅全集》第8卷第315頁）中一再引海涅的上帝請死后的詩人“吃糖果”的例子，批評左翼作家對革命不切實際的認識。

[3] 《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233—234頁。

[4] 同上書，第234頁。

[5] 魯迅在《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中僅提及葉賽寧的“自殺”（見（《魯迅全集》第4卷第234頁）；在《革命文學》、《文藝與政治的歧途》、《在鐘樓上（夜記之二）》等文章中，對葉賽寧與梭波里革命勝利后的“自殺”，有更詳盡的分析和說明。

[6] 1931年4月20日左聯(lián)將候補常委周全平開除，數(shù)日后又開除了葉靈風、周毓英，三人均為后期創(chuàng)造社成員。1932年原太陽社作家楊邨人發(fā)表《離開政黨生活的戰(zhàn)壕》，宣布告別革命，脫離共產黨。后又有震驚文壇的“蓬子轉向”。（劉小清：《紅色狂飆——左聯(lián)實錄》，第九章《大浪淘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

[7] 《二心集·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魯迅全集》第4卷第226—228頁。

[8] 《二心集·張資平氏的“小說學”》,《魯迅全集》第4卷第230—231頁。

[9] 《二心集·答楊邨人先生公開信的公開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623—631頁。

[10] 參見魯迅的《論“第三種人”》和《又論“第三種人”》。

[11] 《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致〈文學月報〉編輯的一封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451—453頁。張大明在《〈文學月報〉研究》第三部分對此做了介紹和分析，例舉編者周揚在《文學月報》發(fā)表別德納衣的長詩《沒工夫唾罵！》（向茹譯）時寫的一段“編輯后記”,“可見編者是欣賞這種‘痛罵’的”，蕓生的《漢奸的供狀》“態(tài)度和寫法都完全是脫胎于《沒工夫唾罵！》”,“其實，這種辱罵和恐嚇，在《文學月報》各期的創(chuàng)作中，尤其是文學新人的創(chuàng)作中，可以說俯拾皆是，數(shù)不勝數(shù)”（見《中國左翼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497—499頁）。

[12] 《且介亭雜文末編·三月的租界》,《魯迅全集》第6卷第513—515頁。

[13] 《且介亭雜文末編·答徐懋庸并關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魯迅全集》第6卷第528—538頁。

[14] 同上書，第538頁。

[15] 《書信·360825·致歐陽山》, 《魯迅全集》第13卷第411頁。

[16] 10 《南腔北調集·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zhàn)斗》, 《魯迅全集》第4卷第453頁。

[17] “商家印好一種稿子后，倘那時封建得勢，廣告上就說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時，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家的書也印出來了，另一種廣告說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這邊的才是真貨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們。別一家又集印了各種廣告的論戰(zhàn)，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評，另出了一位新文豪。”（《準風月談·“商定”文豪》,《魯迅全集》第5卷第377—378頁），還可參見《花邊文學·商賈的批評》。

[18] 《偽自由書·曲的解放》,《魯迅全集》第5卷第53—54頁。

[19] 《準風月談·序的解放》,《魯迅全集》第5卷第219—220頁。

[20] 《準風月談·登龍術拾遺》,《魯迅全集》第5卷第274—275頁。

[21] 《偽自由書·后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178頁。

[22] 見收入《準風月談》的《重三感舊》、《“感舊”以后（上）（下）》、《撲空》、《答“兼示”》、《反芻》、《古書中尋活字匯》等。

[23] 《準風月談·“中國文壇的悲觀”》和《花邊文學·商賈的批評》。

[24] 《準風月談·文床秋夢》,《魯迅全集》第5卷第289頁。

[25] 《準風月談·文床秋夢》,《魯迅全集》第5卷第289—290頁。

[26] 《南腔北調集·論“第三種人”》,《魯迅全集》第4卷第439頁。

[27] 魯迅翻譯的蘇聯(lián)短篇小說集《豎琴》和《一天的工作》，前者屬“同路人”的作品，后者以“無產者作家”的作品為主，也有“同路人”的作品。如李今通過分析所提出的：“無產階級文學和同路人文學，對于魯迅來說，具有著同等的意義?！斞干钍芴K聯(lián)柯根教授觀點的影響，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一再加以引用，而強調兩者之間最終的‘合流’與殊途同歸?！保ɡ罱瘢骸度氖甏K俄漢譯文學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04—105頁）

[28] 《二心集·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魯迅全集》第4卷第366頁。

[29] 《花邊文學·看書瑣記（三）》,《魯迅全集》第5卷第550—551頁。

[30] 《且界亭雜文二集·再論“文人相輕”》,《魯迅全集》第6卷第335—336頁。

[31] 《且介亭雜文二集·五論“文人相輕”——明術》,《魯迅全集》第6卷第381—384頁。

[32] 《準風月談·談蝙蝠》,《魯迅全集》第5卷第202—203頁。

[33] 《準風月談·登龍術拾遺》,《魯迅全集》第5卷第274—275頁。

[34] 《準風月談·序的解放》,《魯迅全集》第5卷第219頁。

[35] 《準風月談·“中國文壇的悲觀”》,《魯迅全集》第5卷第247—2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