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翻譯家們

一

翻譯在英國文藝復(fù)興里起了很大作用：首先是作為前驅(qū)，正是無數(shù)翻譯作品首先造成了人文主義的心智氣候，其次是殿后，就在王政復(fù)辟的年代里翻譯仍然活躍，不過注意力轉(zhuǎn)到法國作品。中間的歲月里，即伊麗莎白女王在位的1558—1603的半世紀內(nèi)，翻譯活動更是頻繁，名譯也出現(xiàn)最多，構(gòu)成了整部英國文學(xué)史上的一個翻譯高潮。

高潮不是突然而來。翻譯的興盛是因為有實際需要。我們已經(jīng)談過《圣經(jīng)》英譯的初期歷史，那是同宗教改革運動不可分的。16世紀中葉，還出現(xiàn)了另一部重要宗教經(jīng)典的英譯，即《普通禱文書》（1549）。原來英國教會用的禱文都是拉丁文，現(xiàn)在在克蘭默的主持之下譯成了英文。托馬斯·克蘭默（Thomas Cranmer，1489—1556）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最后在瑪麗女王任內(nèi)被作為新教徒燒死。他很會運用英語，對于韻律特別敏感，所譯有素樸之美，例如：

To strengthen such as do stand；and to comfort and help the weak-hearted；and to raise up them that fall；and finally to beat down Satan under our feet.^【1】

（立者護之，弱者慰之助之，失足者扶之，于是踏撒旦于腳下。）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is now，and ever shall be：world without end．Amen.^【2】

（起初如何，今日如何，將來亦如何，世無盡期，阿門。）

Man that is born of a woman hath but a short time to live，and is full of misery．He cometh up，and is cut down，like a flower；he fleeth as it were a shadow，and never continueth in one stay.^【3】

（婦生之子在世短促，充滿苦難。方起即落，有如花朵，遁如陰影，一次停留，再無繼續(xù)。）

另一個早期翻譯家是伯納斯勛爵（Lord Berners，1467—1533）。他是朝臣，做過財政大臣，在業(yè)余譯了幾部法文和西班牙文的傳奇和英雄史詩，最有名的是傅華薩的《聞見錄》（譯本出版于1523—1525）。里面盡是法國和英國騎士們的事跡，寫得生動，用意是歌頌騎士制度，但也涉及中世紀的種種暴行，例如記述加萊城派出6個代表向國王求情的結(jié)果的一段。代表們說：

'Gentle king behold here we six who were burgesses of Calais and great merchants；we have brought to you the keys of the town and the castle；and we submit our self clearly into your will and pleasure，to save the residue of the people of Calais，who have suffered great pain．Sir，we beseech your grace to have mercy and pity on us through your high nobless：then all the earls and barons，and other that were there wept for pity．The king looked felly on them，for greatly he hated the people of Calais for the great damages and displeasures they had done him on the sea before．Then he commanded their heads to be stricken off.^【4】

（“仁慈的國王，請看我們這里是六個加萊城的市民和商人。我們給您帶來了本城和堡壘的鑰匙，我們自己也完全聽候您的處置，但愿能救加萊城飽受痛苦的余剩人民的性命。我們請求您高抬貴手，憐憫我們。”所有在場的伯爵、男爵和別的人都哭了。國王嚴厲地看著他們，因為他對在海上給了他那樣多的損失和麻煩的加萊人民深惡痛絕。接著他下令把他們統(tǒng)統(tǒng)砍頭。）

作為翻譯，伯納斯在細節(jié)上不甚忠實，也有錯誤，但他在總體上抓住了傅華薩的氣勢，而他的英文更是以其順暢清新獲得了學(xué)者們的稱贊。傅華薩寫的仍是中世紀氣息濃厚的世界，伯納斯的風(fēng)格卻帶來了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清風(fēng)。

二

更引起后代人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古典文史名著的翻譯。這里的情況——用我們現(xiàn)代的話說——是社科類多于文藝類，散文著作多于詩篇。

而在古典文史本身，羅馬時期的作品又多于希臘。沒有多少直接譯自柏拉圖的著作，卻有好幾部西塞羅論著的譯本（《官職》，1533；《友誼》，1550；《老年》，1569）。只有一部希臘悲?。ㄒ詺W里庇得斯的《斐厄濟人》為根據(jù)的《約卡斯塔》，1566）譯了過來，而且是通過意大利文轉(zhuǎn)譯的，卻有許多部塞內(nèi)加和泰倫提烏斯劇作的英譯，塞內(nèi)加對于伊麗莎白朝詩劇的影響尤為廣泛。

歷史書受到很大的注意。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諾芬，羅馬的李維烏斯、凱撒、斯維托尼烏斯、薩盧斯提烏斯、塔西佗等人的史學(xué)著作都有英譯。諾斯所譯普盧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比較列傳》（1574）更是當(dāng)時流行的書，莎士比亞的劇本中有關(guān)希臘和羅馬英雄人物的情節(jié)大多出自此書。

諾斯是通過法文譯本轉(zhuǎn)譯普盧塔克的。當(dāng)時翻譯界不反對轉(zhuǎn)譯，頗有一些希臘、羅馬的古典作品是轉(zhuǎn)譯來的。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xué)》和《政治學(xué)》就是分別通過意、法文譯本轉(zhuǎn)譯成英文的。

近代歐洲各國的作品，譯成英文的數(shù)量大于古典，浪漫傳奇和小說之類特多。上面提到伯納斯譯傅華薩即是一例。埃斯卡姆所指責(zé)的“淫書”也是；它們都是“最近從意大利文譯成英文，在倫敦每家書店出售的”。這當(dāng)中威廉·佩因特編譯的《歡樂宮》（1566—1567）影響很大，不僅讀者多，而且為莎士比亞、韋伯斯特、馬斯頓、麥生求等提供了劇本的故事情節(jié)，例如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愛情故事就來自此書。薄伽丘的《十日談》雖然遲到1620年才譯出，但它的部分故事已為佩因特收入《歡樂宮》。

另外，從意大利文還譯出了卡斯蒂利奧內(nèi)的《侍臣論》（譯本1561），譯者為托馬斯·霍比，前已提到。此書對于培養(yǎng)德才兼?zhèn)涞慕y(tǒng)治者的看法，對當(dāng)時英國的教育思想有很大影響，連埃斯卡姆也加以贊許。馬基雅維利的《軍事藝術(shù)》和《佛羅倫薩史》分別在1560年和1598年譯了過來，但其《君主論》則要到1640年才有英譯本問世，而其間馬基雅維利已在英國政界和知識界造成了巨大影響，大臣們私下照他的理論行事，縱橫捭闔，弄盡權(quán)術(shù)；一般人則視他為奸雄，為魔鬼的替身，僅在戲劇家的作品里把他作為反面人物提到的就達300處之多！^【5】

法國作品譯成英文的也多。因為地區(qū)鄰近和歷史上關(guān)系密切，英國人掌握的外文以法文為最好，因此光是文藝上的名譯就有弗洛里奧的蒙田《隨筆集》（1603）和托馬斯·歐克赫特的拉伯雷《巨人傳》（1653）。兩書也都在英國文壇造成重大影響：蒙田所寫的“黃金時代”在莎劇《暴風(fēng)雨》中被提到，拉伯雷的潑辣俚俗的散文風(fēng)格成為小冊子作者們的楷模。

西班牙作品中，《堂吉訶德》要等17世紀之初（1612）才譯成英文，但在16世紀已有格瓦拉的《王子們的時鐘》的英譯本（1557）受到廣泛歡迎。重要的流浪漢小說《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也在1576年譯了過來。

上面提到的散文翻譯家之中，有幾個人需要略作介紹。

第1個是諾斯。托馬斯·諾斯爵士（Thomas North，1535？—1601）所譯的普盧塔克《希臘羅馬名人比較列傳》流行廣，影響大，前面已提到；它是從阿米歐（Jacques Amyot，1513—1593）的法文譯本轉(zhuǎn)譯的，但其結(jié)果是：它既不是普盧塔克，也不是阿米歐，而是“在普盧塔克的題材上寫成的一部新杰作”。^【6】原因是，諾斯是運用英語的能手，而當(dāng)時英語正處于青春時期，有一種蓬勃的活力，使他的風(fēng)格帶上戲劇性?？梢阅盟麑懣吕飱W蘭納斯一節(jié)的開場白為例：

It was even twy light when he entred the cittie of Antium，and many people met him in the streetes，but no man knewe him．So he went directly to Tullus Aufidius house，and when he came thither，he got him up straight to the chimney harthe，and sat him downe，and spake not a worde to any man，his face all muffled over．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wondered what he should be，and yet they durst not byd him rise．For，ill-favoredly muffled up and disguised as he was，yet there appeared a certaine majestie in his countenance，and in his silence：whereupon they went to Tullus who was at supper，to tell him of the straunge disguising of this man.

同阿米歐的法文本比較，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法譯更有古典的節(jié)制，用詞較少，故事線索也更清楚，但是缺乏諾斯的生動性，例如“they of the house spying him”中的“spying”是法譯與希臘原文均無而屬諾斯所加，這一加就增添了戲劇性。同樣，“ill-favoredly muffled up and disguised as he was”中的副詞也是諾斯加的，也是為了使整段的神秘氣氛更加濃厚。這樣的散文，難怪吸引了許多人，包括一再來此書尋找劇本故事的莎士比亞。

第2個是菲利蒙·霍蘭（Philemon Holland，1552—1637），有6、7種成功譯作，包括李維烏斯、斯維托尼烏斯、色諾芬的歷史書和普林尼的《博物志》，都通過原文譯出。由于他精通拉丁文和希臘文，所譯甚少錯誤，譯文質(zhì)量也高，且注重音韻效果，讀起來順耳。但有兩個毛?。?．喜歡雕飾，如原文是“Jacta est alea”（Suetonius），他譯成：“The dice be thrown．I have set up my rest；come what will of it.”2．當(dāng)代化，即用當(dāng)代色彩過濃的詞語譯古人之言，如普林尼《博物志》的譯文中有這樣一句：“Sirrah（quoth he）remember you are but a shoemaker，and therefore meddle no higher I advise you than with shoes.”這個Sirrah就太17世紀英國化了！但這個趨勢當(dāng)時戲劇里也有：舞臺上的中世紀意大利人舉止言談就如當(dāng)時倫敦街上的行人。無論如何，當(dāng)時人是欣賞霍蘭的譯文的。一位在17世紀寫《英格蘭名人傳》的富勒稱他為“翻譯大將軍”（the Translator Generall in his age）。

第3個是約翰·弗洛里奧（John Florio，1553？—1625），他把蒙田的《隨筆集》譯得生氣盎然，雖有誤譯和生造詞語的毛病，卻使它變成了一部英國化了的有趣讀物。試挑一段來比較一下。蒙田的原文是：

Le plus fructueux et le plus naturel exercice de notre esprit，c'est à mon gré la conférence．J'en trouve l'usage plus agréable que toutes les autres occupations．C'est la raison pour quoi，si j'étais forcé de choisir，jecrois que je préférerais perdre la vue plutǒt que l'ouie ou la parole..．L'étude des livres，c'est un mouvement languissant et faible，qui n'échauffe pas．Au contraire，la conférence apprend et exerce en même temps．Si je confère avec une ǎme forte et un rude jouteur，il me presse les flancs，me pique à gauche et à droite，ses imaginations donnent élan aux miennes..．Et l'unisson est ce qu'il y a de plus ennuyeux dans la conférence.^【7】

弗洛里奧的譯文是：

The most fruitfull and naturall exercise of our spirit，is，in my selfe-leasingconceit，conference．The use whereof，I finde to be more delightsome，then any other action of our life：And that's the reason，why，if I were now forced to choose，（being in the minde I now am in）I would rather yeeld to lose my sight，then forgoe my hearing or my speech..．The study and plodding on bookes，is a languishing and weake kinde of motion，and which heateth or earnesteth nothing；whereas conference doth both learne，teach and exercise at once．If I conferre with a stubborne wit，and encounter a sturdy wrestler，he toucheth me to the quicke，hits me on the flanks，and pricks me both on the left and right side：his imaginations vanquish and confound mine..．And an unison or consent，is a quality altogether tedious and wearisome in conference.^【8】

對照一下，我們發(fā)現(xiàn)譯文比原文長得多（152個字對115個字），幾乎每句都增加了詞，特別是在動詞方面：“l(fā)'étude des livres”變成了“the study and plodding on bookes”，“qui n'échauffe pas”變成了“which heateth or earnesteth nothing”，“ennuyeux”變成了“tedious and wearisome”，還有整句是外添的，如“being in the minde I now am in”，“he toucheth me to the quicke”，像是譯者有無數(shù)的語詞在握，不怕浪費，只求把意思說清楚——而意思也果然說清楚了，而且說得生動。然而蒙田的節(jié)制與純樸卻不見了，因此從最高的要求來看，弗洛里奧的譯文還不是理想的。

這也就使我們想到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在這個時期一個又一個著名的譯者盡管各有不同，卻表現(xiàn)了一個共同趨勢——語言過剩？別的時期別的地方的譯者?？嘤谒莆盏恼Z言太少太貧乏，而這里從諾斯到弗洛里奧卻都喜歡加詞加句子，怎樣也按捺不住。當(dāng)然，我們也可把這現(xiàn)象看成是當(dāng)時英語的不濟事不干練，因此別的語言只消用一個詞一句話表達清楚的意思它就非用更多更啰唆的說法不可。兩種情況顯然都有，都表現(xiàn)英語在蓬勃發(fā)展；單從語言這一點講，英國文藝復(fù)興時期文學(xué)也呈現(xiàn)一種如日方升的興旺氣象。

這當(dāng)中還有翻譯家的自信?；籼m把翻譯看作一種征服。在他所譯普林尼《博物志》的前言里，他說他的“志愿與努力是盡力于現(xiàn)在用筆尖征服羅馬人的文學(xué)，來報復(fù)過去他們用刀鋒征服這個島嶼”。他們也用翻譯為國家服務(wù)，替統(tǒng)治者效勞。譯品中歷史著作的數(shù)量那樣大，就是因為他們認為其中有值得英國君臣借鑒的東西。托馬斯·威爾遜在譯希臘政治家狄摩西尼的時候，認為每個好的臣民應(yīng)該比較今昔，當(dāng)他聽到雅典和雅典人的時候，應(yīng)該想到英國和英國人。

帶著這種氣概，他們到處收羅“能為我用”的古代和歐陸著作，能懂的語言固然要譯，不懂的也通過第三國語言轉(zhuǎn)譯。對于原作他們也不迷信，不采取鸚鵡學(xué)舌、字字照譯的辦法，而是將它英國化、現(xiàn)代化，改之削之，加詞加文，譯文本身也往往忽今忽古，文白雜湊，務(wù)求達意，務(wù)求通過它去開拓英國人知識上的新天地。

三

以上談的是散文作品的翻譯。

在詩歌方面，轉(zhuǎn)譯的情況罕見，而且總是以詩譯詩，在過程中給了英詩本身以巨大好處。一個時期內(nèi)，注意力集中于維吉爾和奧維德兩人的作品。譯了《埃涅阿斯紀》而未竟全功的首先有薩里；他在1540年左右譯了此詩一部分，譯文雖不出色，但所用的“白體詩”卻成了英詩的最重要的詩體之一，這一創(chuàng)始之功不可沒，我們以后還要談到。另一個譯者叫理查德·斯塔尼赫斯特（Richard Stanyhurst）譯了《埃涅阿斯紀》的前4卷（1582），雖然在翻譯（甚至音韻）上頗多主張，譯文卻雅俗雜糅，顯得怪誕。在他之前，還有一個托馬斯·弗厄也譯過《埃涅阿斯紀》（1558），譯文平庸。維吉爾作品的真正卓越的譯本要等到17紀末年才出現(xiàn)，譯者是德萊頓。

奧維德吸引了更多的譯者，其中有詩人和戲劇家馬洛、查普曼和波曼，但以阿瑟·戈爾丁（Arthur Golding，1536？—1605？）所譯的《變形記》（1565—1567）在當(dāng)時最為有名。奧維德之所以有號召力是因為通過他人們可以了解希臘、羅馬的神話，又加他的《愛的藝術(shù)》投合青年人所好，作品中有許多后世作家可以加以利用的題材和典故。戈爾丁則竭力宣揚奧維德的道德精神和典型性，認為每個人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一面反照自己的鏡子。他的譯文是流利可誦的，當(dāng)時學(xué)者卜登南評為“非常清楚，忠實地體現(xiàn)了作者的意圖”，^【9】作家納什也稱贊了他，莎士比亞則借用過他的詩句。

流利的譯本還有約翰·哈林頓的意大利阿里奧斯托的史詩《瘋狂的羅蘭》（1591）。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也有兩個英文譯本。

然而這個時期的天才譯者卻得數(shù)查普曼。喬治·查普曼（George Chapman，1559？—1634？）是戲劇家，又有詩才。據(jù)說莎士比亞在十四行詩第86首提到的“他的華章，春風(fēng)得意，揚帆駛?cè)ァ钡摹肮P筆神來的詩人”就是指他。他寫劇，寫詩，也譯詩，例如譯過奧維德的《聲色之宴》，都很出色。但是他的震動后世的譯作卻是荷馬的兩部史詩（1616年合出）。他極尊重荷馬，把譯荷馬認為是畢生第一大事，所以譯完之后說：“我是為這件工作而生的，現(xiàn)在完成了?！贝蠖鄶?shù)十六七世紀譯者不談翻譯理論，查普曼可以說是一個例外。在所譯荷馬的前言中，他寫道：

一個有本領(lǐng)有價值的譯者的任務(wù)是遵守他的原作者所用的句子、詞藻和語言形式，遵守他真正的意義和深度，然后用適合譯文本身語言的詞藻和語言形式把它們裝飾起來。^【10】

這一種著重“裝飾”（adorn）的翻譯當(dāng)然是同“字對字的譯法”對立的，是以意譯為主的，在過程中查普曼為了充分表達原作者的“真正的意義和深度”添加了許多東西，有時候可以有若干行譯詩是原詩所無，例如第6卷325后的12行。他不諱言自己所為，但辯護說：

我把一切重要的東西都譯出來了，其生動與深刻足以與原作相稱（雖然有些迂回之詞，如不迂回則無人能譯好任何值得一譯的詩人。）。^【11】

迂回之詞（periphrasis）就是譯者添加和裝飾之詞，查普曼把這點定為譯詩必須遵守的原則，別的十六七世紀詩人翻譯家也很少不照辦的，當(dāng)時的詩歌翻譯往往就是創(chuàng)作，二者密不可分。

現(xiàn)在讓我們來看看他的作品。以下是《伊利亞特》譯本中的一段：

All grave old men，and souldiers they had bene，but for age

Now left the warres；yet Counsellors they were exceeding sage.

And as in well growne woods，on trees，cold spinie Grashoppers

Sit chirping and send voices out that scarce can pierce our eares

For softnesse and their weake faint sounds；so（talking on the towre）

These Seniors of the people sate，who，when they saw the powre

Of beautie in the Queene ascend，even those cold-spirited Peeres，

Those wise and almost witherd men，found this heate in their yeares

That they were forc't（though whispering）to say：'What man can blame

The Greekes and Troyans to endure，for so admird a Dame，

So many miseries，and so long？…'

——Iliads，iii，159—169

下面是同一段詩詞的后代譯文。譯者是18世紀有名的新古典詩人蒲柏：

Chiefs，who no more in bloody Fights engage，

But Wise thro' Time，and Narrative with Age，

In Summer-Days like Grasshoppers rejoice，

A bloodless Race，that send a feeble Voice.

These，when the Spartan Queen approach'd the Tow'r，

In secret own'd resistless Beauty's Pow'r；

They cry'd，No wonder such Celestial charms

For nine long years have set the World in Arms；

還有一段是現(xiàn)代英文譯文，譯者里士滿·拉鐵摩爾（Richmond Lattimore）也是以譯荷馬出名的：

Now through old age these fought no longer，yet were they excellent

speakers still，and clear，as cicadas who through the forest

settle on trees，to issue their delicate voice of singing.

Such were they who sat on the tower，chief men of the Trojans.

and these，as they saw Helen along the tower approaching，

murmuring softly to each other uttered their winged words：

'Surely there is no blame on Trojans and strong-greaved Achaians

if for long time they suffer hardship for a woman like this one.

把這3段譯文對比，第一個明顯的印象就是：查普曼的（11行）比蒲柏（8行）和拉鐵摩爾（8行）都長，所增主要是“Those wise and almost withered men，found this heate in their yeares”的一行；雖然上行已經(jīng)有了“those cold-spirited Peeres”作了交代，但查普曼還是特別標出這些年老精衰的賢人在那一瞬間血液奔騰如火的情狀。查普曼寫得具體、生動，帶情感；相形之下，蒲柏顯得干凈利落，甚至俏皮，但音韻過分優(yōu)美，反而無力；而我們20世紀的譯者則顯得凌亂，散文化。在最后一句的譯法上，查普曼尤具壓倒性的優(yōu)勢：拉鐵摩爾的平淡，蒲柏的一般化，都比不上查普曼的戲劇化和強有力，甚至在節(jié)奏上也缺乏他的感染力（請看3個“so”字的安排）。當(dāng)然，3段譯文表現(xiàn)3個時代的詩風(fēng)：蒲柏的新古典主義的優(yōu)雅，拉鐵摩爾的20世紀的隨意風(fēng)格，更加襯出處于文藝復(fù)興黃金時代的查普曼的雄偉俊美了。無怪乎19世紀浪漫派詩人濟慈讀之如“見一顆新星泳入視界”，而維多利亞時期批評家阿諾德則認為過分藻飾了。

查普曼和他的同輩在那個時代還于詩歌本身大有作為，我們將在下面介紹。

注釋

【1】“The Litany”．

【2】“Morning Prayer．Gloria”．

【3】“The Order for the Burial of the Dead”．

【4】傅華薩：《聞見錄》，第146節(jié)。

【5】這是一位德國學(xué)者的研究結(jié)果，見《劍橋英國文學(xué)史》，第4卷（1934），第8頁。

【6】《劍橋英國文學(xué)史》，第4卷，第10頁。

【7】《隨筆集》，第3卷，第8章。

【8】《蒙田隨筆集》（人人叢書版，1603），第3卷，第158頁。

【9】轉(zhuǎn)引自《劍橋英國文學(xué)史》，第4卷，第21頁。

【10】轉(zhuǎn)引自上書，第4卷，第2頁。

【11】轉(zhuǎn)引自道格拉斯·布什：《牛津英國文學(xué)史17世紀早期卷》（1945），第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