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作為一種藝術(shù)

■D·佛克馬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

■林光華　譯

在樂黛云先生作為一個批評家和學者的生涯中，她一直為文學的藝術(shù)性辯護。把文學作為一種藝術(shù)來考慮，她相信文學可以超越社會和文化的差異——這一觀點在傳統(tǒng)的歐洲美學以及馬克思對希臘經(jīng)典的判斷和恩格斯對巴爾扎克的辯護中也可以發(fā)現(xiàn)。

然而，對文學的藝術(shù)性的研究并不多見，在西方比在中國還要少。許多學者傾向于加入當下最時髦的批評，這些新興的批評方式大多數(shù)受政治興趣的刺激，而不取決于對文學作品的新的洞察。對文學的藝術(shù)性的研究被弗雷德里克·詹姆遜（Fredric Jameson）這樣的批評家指責為過時的、反對進步的。但是這種對文學的藝術(shù)性的輕視阻止了我們對很大程度上尚未開發(fā)的思維能力的探討和對一種交流方式的思維判斷，這種交流方式即使在政治視閾下也可能得到高度的評價。

我們無論是加入瑪薩·紐斯邦（Martha Nussbaum）在《發(fā)展中的人性》（1997）中關(guān)于文學能引導讀者帶著同感、同情甚至憐憫去看待他人的討論，還是追隨魯迅20世紀20年代的一個定義：“除了標題、口號、公報、電報和教科書，革命還需要文學——僅僅因為它是文學”，^【1】文學都被看作一種特殊的交流形式。作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闡釋這一特殊的交流形式是我們的任務。在我們的《文學研究與文化參與》（應北大樂黛云教授之邀所做的演講集，1996年版）一書中，文學的特殊性問題不是中心論題。誠然，那本書中探討了美學慣例的思想。我們所爭論的是，美學慣例的影響之一在虛構(gòu)文學中要比在所謂的真實情況中得到更大的寬容。我們也要指出毫無遮掩的陳詞濫調(diào)中的詩歌潛能，^【2】但是我們對文學文本的本性仍然不夠清晰。在我們后來以英文出現(xiàn)的《知識與任務：文學研究重在問題的方法論》一書中，我們闡釋了這個問題，并且在我的這篇論文中，我會盡力闡釋得更為清晰：以我的觀點看，什么是文學品質(zhì)的精華。

一個至關(guān)重要的問題就在于：是什么使讀者決定采取一種美學的態(tài)度？是什么激活了讀者關(guān)于美學慣例的知識？

美學態(tài)度（包括文學—美學的閱讀方法）至少依賴于三個因素：第一，應該有一個有益的社會環(huán)境；第二，讀者應該懂得什么是文學—美學閱讀方式并愿意運用它；第三，待讀文本應該被允許作文學—美學的闡釋，并且有望于使讀者獲得一個有趣的閱讀效果。

上個世紀的歐洲文學閱讀史顯示了對這三個因素側(cè)重點的變化。

歐洲學術(shù)傳統(tǒng)一開始注重的是文學文本的藝術(shù)層面，在一段時間里，一種錯誤的觀點甚囂塵上，認為文學性可以從寫作技巧和手法中發(fā)現(xiàn)。1921年諾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發(fā)表了一個關(guān)于詩歌的觀點，表達了他對形式的重視，他把這一藝術(shù)手法稱為文學的科學研究中“唯一的英雄”。^【3】然而，在后來的階段中，雅各布森感到文學不是一個特殊的文本范疇，文本的文學性至少部分地由讀者決定，讀者們會采取一個美學的態(tài)度，從而使他們把詞作為詞本身來經(jīng)歷，而不是作為一個事物或一種情感的代表來經(jīng)歷。雅各布森非常著名的口頭交流模型理論1960年由托馬斯·希比亞克（Thomas Sebeok）作為單行本出版，^【4】給讀者留下了以各種各樣的方式介入文本的可能性。從這里我們可以推出，如果讀者看出采取美學態(tài)度的理由，并關(guān)注信息的傳達方式，那么他們就會得出結(jié)論：這個文本是一個文學文本，或者更準確地說，根據(jù)美學的慣例閱讀文本是有益的。許多讀者已經(jīng)把某些（經(jīng)常是同樣的）文本帶入文學—美學的閱讀視野下，并且發(fā)現(xiàn)這樣閱讀有創(chuàng)造性、有價值，這一經(jīng)驗事實使“文學”觀至今仍保鮮活。

從20世紀60年代起，有關(guān)“文學”的爭論分成兩派，其中一方以符號學家如尤里·洛特曼（Yury Lotman）為代表，他一直尋找那些通常被稱之為文學文本的鮮明特征。另一方以傳統(tǒng)理論家如西格弗里·希米特（Siegfried Schmidt）和斯坦利·費希（Stanley Fish）為代表。我探討的是參與論辯的分裂的雙方，因為只看他們的一面之詞，無論是形式主義者還是保守主義者都不能使我完全相信?？偟膩碚f，文本的質(zhì)量和讀者對待文本的態(tài)度一樣重要?；蛘哒f，從不同點來說，盡管任何文本都能引起一個美學的反應，但是某些文本比其他文本更能在普通的讀者群中引起這樣的反應。很清楚的是，在有些情況下對美學慣例的反應比在其他情況下更有價值。這不僅是通過經(jīng)驗研究確立的事實，^【5】也是一個逆反推理的結(jié)果。因為如果一個文學文本的作用和意義與其他文本的作用和意義相同，為什么被文學動機驅(qū)使的作家要創(chuàng)作那么多的文本呢？如果它只能產(chǎn)生任意的什么結(jié)果，為什么作家還要全身心地投入寫作的艱苦勞動中呢？

那些認為美學慣例沒有多大價值的人看來忽視了各種慣例之間的不同，一些人幾乎無法逃避，而另一些對此很放松。戴維·洛奇（David Lodge）曾經(jīng)提醒我們文本的歷史境域（我把它作為第一個因素指出），它可能會抵制對美學慣例的自由選擇。在《現(xiàn)代寫作模式》一書中，他指出：“重要的一點是文學不是能偶然生成的文體，也不是我們能自發(fā)地決定用某種方式去閱讀的文本?！?sup >【6】

其中暗含的意思是，根深蒂固的慣例會操縱那些不怎么嚴格的慣例的發(fā)展和使用。在受過教育的讀者中形成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慣例就是把特殊的文本看作文學，把文學看作藝術(shù)。這一慣例又可分割成一些小的慣例，比如說區(qū)分事實與虛構(gòu)的慣例，以及用這樣的方式閱讀虛構(gòu)文本的慣例：不去適應檢測事實的正確性和當下的實際運用情況，而是適應一種認知的觀點和對整個信仰、行為模式的情感考慮。

有些批評家已經(jīng)強調(diào)，對一個文本的美學閱讀意味著對文本現(xiàn)實性的拆解和對具體情境的拆解（脫離了作家的社會聯(lián)系），通常緊接著是在闡釋過程中對文本的重建（吸收了讀者的生活世界）。當一個文本改變了，人們就會更加關(guān)注剩下的東西、文本的特征、詞語以及詞語間的特殊組合——像雅格布森以及洛特曼“常規(guī)結(jié)構(gòu)的語義化”這一概念所表明的。^【7】因此，對所指功能的忽視被對其他方面的重視所補充，尤其是被“新批評者”以及其他人所證明的文本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所補充，這是由于“文本間性”（文本與其他文本符號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這一理論概念的發(fā)明。

如果文學不是首先由社會現(xiàn)實或情感所構(gòu)成，那就是由這樣一種語言所構(gòu)成：通過較早地指稱外部世界（這些較早的指稱又可以指稱更早的指稱等等）來間接操作的語言。因此，語言藝術(shù)的材料總的來說不是語言，而是使用的語言，比如在較早的時候已經(jīng)說出或?qū)懴碌恼Z言。換句話說，文學的材料包括前文本（潛文本或互文文本），也包括宗教小冊子、科學出版物、政見、文化垃圾、俗語、名言和廣告詞等，而不一定是文學性的。如果使用的材料是一個存在著的故事、詩歌或戲劇這類容易辨認的材料，“重寫”這個術(shù)語看來就是合適的。以我的觀點來看，“重寫”在文學建構(gòu)的總體方法中是一種更為特殊的情況，事實上可以被看作是“文本間的”，盡管我意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我所使用的術(shù)語多少與原來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所構(gòu)想的這一術(shù)語不一樣。^【8】

文本間的關(guān)系為我們的文學史提供了一個可信的框架，因為它們把我們帶到離?？硝U姆（Ejkhenbaum）學會“如何建立一個文學文本”^【9】這一目標更近的地方?！爸貙憽苯沂玖撕髞砦膶W文本之間的宗系關(guān)系，把一個新的結(jié)構(gòu)和一個同時發(fā)生的新的理解加給了舊的文本。邁克·里法代爾（Michael Riffaterre）用更普遍的術(shù)語大膽地說：“文本總是指用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地方說出的某些東西?！?sup >【10】

這里對字與字，段與段，文章與文章之間的常規(guī)聯(lián)系的重視是由一種美學的閱讀方式，即以美學的態(tài)度對待文本的方式所造成的。當前文本顯然屬于文學傳統(tǒng)，就有另外的原因使“重寫”文本適用于美學的閱讀，因為“重寫”提醒了讀者這個傳統(tǒng)，它看起來是邀請讀者對“重寫”文本也采用一個美學的態(tài)度。因此，對存在的前文本的美學閱讀加強了對新的“重寫”文本的美學閱讀。這又是第一個因素——有益的社會歷史境域——所起的作用。

在這種條件下，是否還有可能將社會現(xiàn)實與政治闡釋聯(lián)系起來呢？

當然有，只是要通過間接的途徑。這里準確地說是通過對其他文本和通過其他文本的棱鏡所折射的社會現(xiàn)實的雙重指向（創(chuàng)造一種模糊性，允許一種新的理解事物的方法），文學—美學的閱讀從而可能導致政治的覺醒。這里我同意溫弗瑞克·弗拉克（Winfried Fluck）的觀點，他運用穆卡羅夫斯基（Mukarovsky）的術(shù)語體系，認為“唯一一個能使美學對象具有社會、政治功能的有意義的途徑是把它作為使用由采取美學態(tài)度所造成的特殊的交流可能性的美學對象?！?sup >【11】

文學史學提供了很多例子來說明文學—美學的閱讀方式是怎樣產(chǎn)生政治影響的。荷蘭文學中有個例子是穆爾達托克（Multatuli）的小說《邁克斯·哈佛勒》（Max Havelaar）（1860），該小說是對荷蘭在東印度群島的殖民政策的一個感情豐富的起訴書，^【12】曾被譯為多國語言，英文本是D·H·勞倫斯為其作的序，^【13】它的影響不可估計。還有些不太明顯的例子，比如說薩特的《蒼蠅》（1943），是對愛列屈拉（Electra）和俄瑞斯特斯（Orestes）故事的重寫，同時也是對馬歇爾（Marshall Pétain）親納粹政府的猛烈批評。^【14】我敢冒險地總結(jié)說，最終的例子表明了所有的文學—美學闡釋都影響讀者的道德和政治立場，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通過被文學閱讀所鼓動的看待事物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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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Lu Xun,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1928], in Selected Works of Lu Hsu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9), p. 22. Chinese text in Lu Xun quanji, 20 vols.(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73), vol. 4, p. 95.

【2】　Douwe Fokkema and Elrud Ibsch, Wenxue yanjiu yü wenhua canyü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96), pp.31, 32, and 60.

【3】　W. D. Stempel, ed., Texte der Russischen Formalisten, vol. 2: Texte zur Theorie des Verses und der poetischen Sprache (Munich: Fink, 1972), pp.30 and 32.

【4】　Roman Jakobson,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tyle in Language, ed. Thomas A. Sebeok (New York: Technology Press of the MIT, 1960), pp.350—378.

【5】　Petra Hoffstaedter, Poetizit?t aus der Sicht des Lesers (Hamburg: Buske, 1986); Rolf Zwaan, Aspects of Literary Comprehension: A Cognitive Approach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3).

【6】　David Lodge, 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 Metaphor, Metonymy, and the Typ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 (London: Arnold, 1977), p.9.

【7】　Jurij Lotman, The Structure of the Artistic Text, trans. Ronald Vroon (Ann Arbor: University Michigan, Department of Slav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1977), p.161. Original Russian edition 1970.

【8】　Cf. Ulrich Broich, "Intertextuality," and Matei Calinescu, "Rewriting," in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 ed. Hans Bertens and Douwe Fokkema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1997), pp. 249—256 and 243—248.

【9】　Boris M. Ejkhenbaum, "Literary Environment," in 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Formalist and Structuralist Views, ed. Ladislav Matejka and Krystyna Pomorsk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71), p.464.

【10】　Michael Riffaterre,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 and Lond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38.

【11】　Winfried Fluck,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 ed. Emory Elliott et a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3.

【12】　Multatuli [pseudonym of Eduard Douwes Dekker], Max Havelaar, or the Coffee Auctions of a Dutch Trading Company, trans. Roy Edwards, introduction R. p. Meijer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87).

【13】　D. H. Lawrence, "Preface to Max Havelaar," reprinted in D. H. Lawrence, Se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ed. Anthony Beal (London: Heinemann, 1955), pp.266—270.

【14】　Cf. Douwe Fokkema, "An Existentialist Rewriting of the Oresteia: Sartre's Les Mouches," in The Finer Grain, Essays in Honor of Mihály Szegedy-Maszák, ed. Richard Aczel and Péter Neme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2003), pp.7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