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的學術增長點和拓展空間
1. 周作人的文學翻譯文本中存在著大量的“異域生活”描寫,這些“異域生活”具有復雜多元的文化構成、文化品格和文化取向,并滲透在日常生活中。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異域生活在時間的推演下逐漸地生成為一種“知識觀”和“知識系統(tǒng)”,并滲透和植入作家的精神世界,成為掌控和支配作家文學翻譯的價值標準和準則,“回到地方性文化的知識系統(tǒng)中,運用他們的認識途徑和分析邏輯——比如他們自己關于罪惡、對錯、權利和責任的界定、分類以及建立起來的各種規(guī)則等等——作為描述事件的基本思路”[1]。
文學翻譯中獨特的“異域生活”能夠永久根植于個體的精神空間中恒定不變,并抵御他者文化和他者生活的入侵和毀壞。也就是說,周作人的文學翻譯在某種意義上是以“異域生活”為敘事準則和敘事肌理的。同時,周作人的文學翻譯展現(xiàn)出多民族譜系與多元文化形態(tài),呈現(xiàn)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及其發(fā)生的流動性變異。周作人的文學翻譯呈現(xiàn)了多元到一體的融合、開放與兼容并存、進取與保守并存、同化與變異并存的特點。透過周作人的文學翻譯我們既能觸摸到堅守文學翻譯真理性上的抱負,又能感受到時刻彰顯地域文化“永恒實體”旨趣的執(zhí)著和堅韌。
要突破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現(xiàn)有的狀態(tài)和局面,應該將核心集中在對周作人文學翻譯的文化敘事研究上,尋找一個新的理論構建和研究視角,將研究指向周作人文學翻譯的內部空間和隱性層面,將研究視閾集中到周作人文學翻譯文本的“異域生活”研究和“敘事身份”研究兩個方面。
2. 周作人文學翻譯中展現(xiàn)出來的身份建構和認同可以分為“直接皈依”和“中間游離”兩種類型?!爸苯羽б馈笔侵缸骷沂冀K生活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部,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局內人”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各種常識、符號和非規(guī)范性注解有著異于他人的感知和理解,文學翻譯中的知識系統(tǒng)和知識應驗往往建立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知識系統(tǒng)上,并通過對這種本土性知識系統(tǒng)在文學翻譯中的再現(xiàn)來闡釋事實和強化自己的文化身份,進而建構一個集體性的自我;“中間游離”是指作家的文化指向和精神趨向并不僅僅局限和固定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部,而是在與其他文化的對峙、比較和調和中來體會異域文化,集體共有的傳統(tǒng)文化符碼并沒有使其產生強烈的認知訴求、自我認同感和身份根植感,個體的身份建構和認同“游離”于多種不同文化之間,既沒有完全進入新的文化知識系統(tǒng)中,也沒有完全脫離傳統(tǒng)文化體系,但其終極身份認同仍然指向傳統(tǒng)文化,只是時刻保持著一種觀察和警惕。
本書試圖把文學翻譯作為拓展傳統(tǒng)文化空間,進一步豐富中國現(xiàn)代文學文化內涵的一個路徑,而不是把文學翻譯單純作為異域文化在文學翻譯中的拼貼和復制,也不是把異域文化從翻譯文學情境中剝離出來進行異域民族志式的闡釋和分析,而是將異域作為文學的參與要素和內部分子,體察異域文學的思維邏輯,探尋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異域文化在文學翻譯中的磨合和碰撞。
3. 周作人的文學翻譯研究要想從一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翻譯研究的傳統(tǒng)話題轉變?yōu)檎嬲哂袑W術公信力的學術命題,從實質上突破中國現(xiàn)代文學翻譯研究的困境,需要解決三個問題:一、如何確立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的理論支撐點和發(fā)展路徑;二、如何彌補和修正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中出現(xiàn)的問題;三、如何使周作人文學翻譯個案研究呈現(xiàn)出宏觀效果。我想在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中應該把握住“轉型”“差序”“場域”這三個思維方式和研究范式。
“轉型”是指周作人文學翻譯發(fā)生的社會歷史語境始終處于疾速轉變的過程中。20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轉變,政治體制、經濟結構、文化趨向都發(fā)生了實質性的變革。雖然周作人的文學翻譯并沒有因為社會的轉變而放棄自身的發(fā)展路徑,但難以避免地被卷入了這場變革中,并愈加強勢地參與其中;周作人的文學翻譯不是一個獨立的文學空間,而是一個歷史性的雜糅概念,既有外部力量的推動又有內部力量的重組。因此,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的理論支撐點不應該是類似于“現(xiàn)代意義”這樣單一的理論預設,而應該是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多元化的理論提取,這樣,周作人文學翻譯的研究才能顯現(xiàn)出豐富多彩的意義。通過周作人的文學翻譯研究我們可以探討社會轉型期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政治、人與經濟、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圍繞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產生的是一部“事件史”和“生命史”,“人”在文學翻譯研究中被重新定義和整合。
“差序”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關于等級觀的一個概念,將其引入周作人文學翻譯研究中,并不是強調文學翻譯中的等級尊卑和權力分配,而是突出文學翻譯在發(fā)展中形成的內在差異性。雖然周作人文學翻譯處于公共的歷史社會背景中,分享著共同的文化資源,但不同的文學思潮、文學現(xiàn)象、作家作品在政治、經濟、文化體系中所處的位置和產生的作用卻不盡相同,呈現(xiàn)出沖突、對抗、依附、融合等不同的狀態(tài),并始終處于流動的態(tài)勢。因此,我們要在研究中突出這種內在的差異性:周作人的文學翻譯由于時間的推演和空間的位移,在不同歷史時段具有不同的文學面相;不同文學作品在主題話語、人物形象、語言修辭、敘事模式等方面具有差異性,這種差異是在獨特的歷史文化情境中呈現(xiàn)出來的審美選擇。周作人的文學翻譯在作家主體意識的參與下,已經演變成為特定的精神現(xiàn)象,并呈現(xiàn)出鮮明的差異性敘述,這些差異性一方面體現(xiàn)著作家的選擇,另一方面體現(xiàn)著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特征,以及中國轉型期社會思想的變遷和分化。
“場域”實質上是一種“文學翻譯機制”研究,強調“文學翻譯”的公共性和介入性。20世紀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構建使周作人的文學翻譯成為一個公共空間,通過周作人的文學翻譯,我們可以還原20世紀中國社會的歷史風貌,另外,周作人的文學翻譯也介入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當中,形成了相互交流、調節(jié)和協(xié)商機制。因此,本書試圖突破文學翻譯研究的自身局限,突出文學翻譯的汲取能力和開放姿態(tài)。實際上,在社會整體結構中文學翻譯本身就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單位,它有著更為廣泛的意義,文學翻譯是在“自我”與“他者”的相互闡釋中彰顯自己存在的意義的,沒有“他者”的參照,文學翻譯就無法進行自我確認,同樣,沒有文學翻譯的介入,“他者”也無法完成自我敘述和闡釋,因此文學翻譯包含了翻譯之外的世界、規(guī)則和人,翻譯之外的一切關系都可以化約為文學翻譯的內容、生命意義、價值秩序和生存體驗。周作人的文學翻譯本身就是一種敞開和介入,是主動打破文學翻譯的封閉空間,以積極的姿態(tài)加入到社會整體進程中來。
[1] 張靜:《“格雷瑞事件”引出的知識論問題》,《清華社會學評論》2002年第2期,第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