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關(guān)于“小說”

“散文”作為文類的外延與內(nèi)涵，需要借助歷史的敘述，方才能逐漸明晰起來。但“散文”所包含的各文體，古來卻有相當精彩的辨析。作為文體論開山作的《文章流別志論》，以及第一部按文體編纂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還有建立“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研究體例的《文心雕龍》，都出現(xiàn)在距今一千五百年前。可想而知，“文章辨體”，在中國散文史上并非陌生的課題。詩文代變，“有沿古以為號，有隨宜以立稱，有因舊名而質(zhì)與古異，有創(chuàng)新號而實與古同”，就像近人黃侃所說的，切不可“為名實玄紐所惑”。可千百年來，致力于“推跡其本原，診求其旨趣”者，大有人在。^[1]借用明人徐師曾的話，便是：

蓋自秦漢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類愈增；類愈增，故體愈眾；體愈眾，故辯當愈嚴。^[2]

經(jīng)過一代代文論家不懈的努力，“文章”之“體”，對于中國讀書人來說，大致是明晰而且確定的。

談?wù)摗靶≌f”，可就沒有這種方便了。相對于盛極一時的“文章辨體”，研究小說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及體式者，未免顯得過于薄弱。所謂“六經(jīng)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3]，明人這一夸大其詞的表述，其實正透出其對小說作為一種文類的把握無能為力。明人中，對小說真有研究的興趣與能力的，當屬胡應麟。胡氏修正鄭樵古今著述“足相紊亂”者有五的說法，強調(diào)“最易混淆者小說也”^[4]，確系甘苦之談。《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關(guān)于小說的分類，歷來為研究者所重視，可也只局限于文言系統(tǒng)，《水滸傳》等章回小說則無法納入。

在古代中國，“小說”的概念相當含混?！肚f子·外物》中已出現(xiàn)“小說”字眼，但并非文類概念。班固《漢書·藝文志》收錄小說十五家，并加以界定：“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北M管學者們對這句話再三引申發(fā)揮，仍嫌界說不清。后人雖借助“虛—實”“文—史”“雅—俗”等作為尺度，努力將其與史書區(qū)分開來，可中國“小說”之概念含混這一先天性特點，并無根本改觀。同為“小說”，古今之別，相去天淵；即便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人，也因接受的文學傳統(tǒng)不同，對“小說”的理解與界定迥異。大致而言，中國古代文言小說的概念，大大超過現(xiàn)代文類學意義上的“小說”，也就是說，在現(xiàn)代人看來，許多文言小說不能算“小說”；而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概念，則小于現(xiàn)代文類學意義上的“小說”，比如，宋代說話四家，“小說”只居其一。

將中國古代小說分為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兩大系統(tǒng)，不只是因為在19世紀以前的中國文人眼中，二者不能混為一談；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區(qū)別絕不僅僅是語言媒介的不同，還包括不同的文學起源（若前者主要取法于史傳與辭賦，后者則更多得益于俗講和說書）、不同的文學體制（前者接近于現(xiàn)代文類意義上的短篇小說，后者則以長篇小說尤為出色），還有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不同的表現(xiàn)方式與審美理想。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的相對獨立平行發(fā)展，是中國小說史的一大特色。因而，這兩者的互相對峙、互相影響及各自消長起伏的趨勢，也就構(gòu)成了中國小說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側(cè)面。

不管是文言小說還是白話小說，在整個中國文學結(jié)構(gòu)中，都處于邊緣地位。相對于處在中心地位的詩文來，小說只是一種不大正經(jīng)的淺陋的通俗讀物。即便已經(jīng)擺脫“叢殘小語”的原始形態(tài)，小說仍只能以“雖小道必有可觀”來聊以自慰。在治國安邦者看來，小說因其注重世態(tài)人情、細節(jié)瑣事、奇談怪論，以及娛樂色彩濃厚，并非表達政教理想的最佳手段。也就是說，小說不大適合于載道，因而“不登大雅之堂”。這一千百年來士大夫普遍存在的偏見，使得中國小說較為接近民間生活與民間欣賞趣味。小說地位卑下，這固然使得不少有才華的作家不愿涉足，妨礙了這一文類的演進（說書風格的長期滯留便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可反過來，因其遠離主流意識形態(tài)，較少受“文以載道”觀念的束縛，藝術(shù)創(chuàng)新的自由度更大。盡管明清文人大都鄙視小說，可在后世文學史家看來，明清兩代小說藝術(shù)的發(fā)展，比正宗的詩文更值得驕傲。

圖0-3 宋慶元元年（1195）建安劉元起刻本《漢書·藝文志》書影

中國古代沒有留下篇幅巨大、敘事曲折的史詩，在很長時間里，“敘事”幾乎成了史書的專利，以至千古文人談小說，沒有不宗《史記》的。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詩的國度，任何一種文學形式，只要想擠入文學結(jié)構(gòu)的中心，就不能不借鑒詩歌的抒情特征，否則很難得到讀者的賞識。這兩者決定了“史傳”傳統(tǒng)與“詩騷”傳統(tǒng)在中國小說藝術(shù)發(fā)展中起舉足輕重的作用。前者表現(xiàn)為補正史之闕的寫作目的、實錄的春秋筆法，以及紀傳體的敘事技巧；后者則落實在突出想象與虛構(gòu)、敘事中夾雜言志與抒情，以及結(jié)構(gòu)上大量引詩詞入小說。不同時代不同作家可能同時接受這兩者的影響，只不過因其不同的審美選擇，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各自有所側(cè)重。

[1]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頌贊第九》。

[2] 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

[3] 可一居士：《醒世恒言·序》。

[4] 參閱鄭樵《校讎略·編次之訛論》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九流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