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詩經(jīng)》與《離騷》是中國上古文學(xué)圖卷中最為瑰麗的篇章。《詩經(jīng)》分為“風(fēng)”“雅”“頌”三部分，收集了從西周以來流傳在黃河流域、岐山內(nèi)外的民間歌謠、貴族雅制、廟堂之曲。

自孔子開始，就將《詩經(jīng)》視為雅言的典范，因此有“不學(xué)詩，無以言”一說?！对娊?jīng)》中的詩歌，是那樣的典雅、那樣的純凈。其中有廟堂文學(xué)的雍容大度，如《周頌·豐年》：“豐年多黍多薓，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痹趲浊昵暗囊粋€豐收時節(jié)，虔敬的先民釀酒為祭，奉獻給那些已逝卻從未從族人生活中走遠的祖靈，這是人與神的和諧?！把拧敝杏泻芏鄤尤诵钠堑奈娜艘鞒瑹o論中國文學(xué)史如何重寫，都將永遠縈繞著多少年前那一曲征人的歌：“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最活潑、生動的是《詩經(jīng)》中的“風(fēng)”。因“十五國風(fēng)”的存在，我們有機緣走進上古如詩如畫的生活實境，從而驚人地發(fā)現(xiàn)古人的情懷與今人是如此相通，進而明白我國古典文學(xué)偉大的抒情傳統(tǒng)是如此真摯、感人，具有一種跨越時空、令人動容的力量。“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林有樸賦，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當我們讀到這些詩句的時候，重現(xiàn)在眼前的，不僅僅是那些擁有鮮活生命的青年男女，還有青春，還有愛情，還有自由，這就是生命！《詩經(jīng)》的存在，以一種詩情畫意的姿態(tài)告訴我們“人是如何詩意地棲居”在這片土地上，告訴我們生命本來的樣式也是最為華美的樣態(tài)，告訴我們亦歌亦舞、文質(zhì)雙美的審美形態(tài)是如何經(jīng)典地凝固在傳統(tǒng)中的?！对娊?jīng)》當中有歷史、哲學(xué)、文化，但是這一切都是以詩的形態(tài)在演繹，這是用生命去鋪陳的廣義的詩性。

《楚辭》是戰(zhàn)國時期在楚國出現(xiàn)的新詩體，屈原的《離騷》開其體制，在《漢書·藝文志》中被收于“集部”，開文人創(chuàng)作之先河，被梁啟超譽為“凡為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為不虛生此國”?！皹范灰Ф粋笔恰对娊?jīng)》的抒情傳統(tǒng)，而《楚辭》的抒情，則來自一種更深的郁結(jié)。屈原才志高遠，卻命運多舛，當他備受離難時，放眼望去，這個正在重構(gòu)的時代已是四分五裂的世界，信仰的根基瓦解，傳統(tǒng)的價值淪喪，舊事已過而新事尚未到來。這種感受，是在新舊社會交替之時的傳統(tǒng)文人的普通感受與共同心結(jié)：“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風(fēng)飛。江湖寥落爾安歸？”王國維在《人間詞話》的命運之問當中，重復(fù)著多少個世紀之前屈原在《天問》里上下求索而終不可解的人生困境。然而命運的苦難成就了偉大的詩情：“蓋世所傳詩者，多出于古窮人之辭也”，歐陽修的這一論斷，以屈原為最初的例證，當屈原走在人生邊緣，為世人與時代所不容時，他也開始了最浪漫、最奇崛的行吟。這些詩歌的產(chǎn)生，伴隨著荊楚澤地的氤氳，回蕩著巫歌旋律，上天下地，呼喚靈性的復(fù)活和自由。我們從《楚辭》苦吟的詩句中讀出許多熟悉的面貌，其中有先賢，如莊子；有來者，如李白。屈原為中國的抒情詩奠定了廣闊而深厚的集體無意識基礎(chǔ)，其中蘊含著從現(xiàn)實向幻境的飛升，從此岸向彼岸的展望，從有形向無形的上溯，從肉身向靈魂的蛻變。

《詩經(jīng)》與《楚辭》作為上古文學(xué)的雙擘，不僅僅是當時人民吟詠性情之作，同時還是先秦社會綜合文化的載體，其中的詩篇，在宴飲歌舞中被吟誦著，在集會儀式中被使用著；同時，它們又是征人的詩、思婦的歌、流浪者的哀怨與苦悶者的行吟。這些詩歌，既是對上古社會史實般的寫照，又是對早期中華民族心靈發(fā)展的記載，其中有生活，也有生命；有歷時性的，也有共時性的；有民族的，也有世界的。這些美輪美奐、如泣如訴的文字，將上古中國凝固成最優(yōu)美的姿態(tài)，成為我們永遠珍貴、日久彌新、弦歌不已的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