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心與詩心——關于林庚先生

作為現(xiàn)代中國有數(shù)的著名詩人，林庚先生四十年代起轉(zhuǎn)治中國文學史。不難想象，一般讀者對其著述的期待，大都集中在詩論部分。這種先入為主的偏見，并非毫無來由。從最初獨具特色的《中國文學史》，到日后逐漸學院化的《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問論箋》《唐詩綜論》，其中最精彩的，確實多屬詩論(如關于“興亡史詩”以及“盛唐氣象”的論述)。

這就難怪，當燕園里紛傳林先生正在撰寫有關《西游記》的論著時，朋友們大都只是作為逸聞，并沒真的在意。直到接獲贈書并仔細拜讀，方才大吃一驚。如今書已問世八年，好幾次想向讀書界鄭重推薦，只是苦于無從落筆。這不是一般的專業(yè)著述，而是詩人“用心”寫作的大書，必須排除雜念(包括所謂的“學術通則”)，同樣“用心”去體會，方能真正味出其“妙不可言”。

除去三則舊文，主體部分的《西游記漫話》（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只有七萬余言。在動輒數(shù)十萬字的當今學界，這只能算小冊子。沒有版本考據(jù)，沒有文獻征引，沒有研究綜述，作者直面本文，沉潛把玩，含英咀華，然后自說自話，根本不理會業(yè)已成型的眾多“體系”。其論說姿態(tài)，與其說是學者，不如說是行吟詩人，或孤獨的散步者。

作者立說的根基，其實很簡單，那就是：“《西游記》是一部富于童話性的小說?！?span >（第140頁）這本不算創(chuàng)見，從胡適起，不斷有人談及此書的游戲性質(zhì)與童話氛圍。問題在于，早已心智成熟的學者們，與童話的天真爛漫格格不入，很難深入體味。林著之卓爾不群，說到底，緣于作者沉醉其間，故別有會心。

作者歷來喜歡童話，就連與童話相關的各種動畫片，也都令其入迷。以此童心未泯的天性品讀《西游記》，孫悟空、豬八戒以及眾多可愛的小妖怪，不再只是研究對象，更是人生路上不可少的好朋友。在《后記》中，作者稱：“十年動亂期間，夜讀《西游記》曾經(jīng)是我精神上難得的愉快與消遣。一部《西游記》不知前后讀了多少遍，隨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順理成章地讀下去，對于其中的細節(jié)，也都仿佛可以背誦似的?！辈皇且驗閷I(yè)研究的需要，純屬壓抑不住的好奇心，以及對老朋友的感激之情，促使時已退休的詩人林庚，突發(fā)奇想，大談起小說來。

1995年與林庚先生合影

對細節(jié)的熟悉以及對人物的體貼，使得林著信手拈來，皆成妙章，此尚在其次。稱孫悟空、豬八戒旅途生活中的調(diào)侃戲謔，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喜劇性沖突，乃“既有一定的生活原型的依據(jù)，又可能與取經(jīng)故事經(jīng)歷過的戲曲化過程有關”(第116頁)，因“中國古代的戲曲，從唐參軍戲到宋金雜劇和院本，一直都具有較多的調(diào)笑滑稽的色彩，插科打諢是其中最重要的至少也是不可或缺的成分”(第71頁)；或者從明代的社會思潮中尋找“孫悟空自由不羈、超越一切束縛的精神狀態(tài)”(第98頁)之由來，尤其注重李贄的“童心說”，這些言之鑿鑿的論述，雖也精彩，但別的文學史家也能做到。

最能體現(xiàn)論者性情，也最讓人拍案叫絕的，其實是《童話的天真世界》一節(jié)。作者著重談了三個問題，一是游戲的意味，二是小妖的功能，三是即興式的花樣翻新，并斷言三者皆指向兒童的心理特征。

在作者看來，按階級斗爭觀點解讀《西游記》，不能說全錯，但難盡得其神髓。不是說其中沒有正邪之爭，也并非抹殺孫悟空與眾妖怪在道德境界上的差別，而是小說中許多精彩場面，無法單純以“正義戰(zhàn)勝邪惡”來解讀。

作者認定，《西游記》中孫悟空“所以永遠那樣輕松自如，勝任愉快，正因為他將這一切出生入死的經(jīng)歷都看作是一場有趣的游戲而已”（第100—101頁）。在這個游戲的世界里，“生而復死，死而復生，也全憑一時的需要和興致”(第102頁)，就好像小孩捉迷藏，彼此間的格斗不存在真正的危險。成人讀者普遍過于認真，非努力發(fā)掘爭斗之微言大義不可；可孫悟空與妖魔以及諸天神的角逐，常帶有游戲意味。比如，與二郎神追逐，土地廟外樹起了旗竿；鉆到老妖肚子里打秋千，樹蜻蜓，翻跟頭——這些都屬于頑童的惡作劇。此類爭斗，實為游戲的延續(xù)和發(fā)展，其中含“天真的情趣與幽默的態(tài)度”，“不能看得過于認真，看得過于認真了，便不免大煞風景”(第104—105頁)。

與習慣忠奸對立黑白分明的成人思維方式不同，在注重游戲的兒童世界里，不少對立是可以消解的。如與孫悟空處于對立地位的小妖，其天真爛漫仍能贏得兒童的喜愛。同樣摹寫戰(zhàn)爭場面，《西游記》的特出之處在于，無關緊要的小妖占相當?shù)钠医o人留下生動的印象。那撞上廳來通報消息的小妖，先“把個令字旗磨一磨”；還有那“敲著梆，搖著鈴”，口中念念有詞，實則有口無心的巡山小妖，一如快樂的兒童，其調(diào)皮與稚氣，都讓人忍俊不禁。在林先生看來，此類場面，“對立的雙方最終都統(tǒng)一在童話的天真爛漫的情調(diào)中了”(第111頁)。

《西游記》以想象力豐富著稱，可小說中有許多邏輯上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而讀者竟不加追究，認可其依情境的轉(zhuǎn)移而改變?nèi)宋锝笛У谋臼隆O悟空有時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有時又降到凡人的層次，陷入本不該陷入的困境。作者認為，這種不確定性，正是童話的積極因素，“造成了《西游記》中想象的創(chuàng)造性與無限性”(第113頁)。假如嚴格按照成人的邏輯，孫悟空既然有通天本事，西天取經(jīng)，該易如反掌才是。要真是這樣，小說還有什么可看?“《西游記》的好處恰恰就在于寫出了孫悟空層出不窮的新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行為從不落于一種格式，你無法預料他接下來會做些什么。他的行動中充滿了即興式的花樣翻新與嘗試”(第113頁)。童話中的想象，不必講求合乎邏輯，此乃情節(jié)千變?nèi)f化的前提。反過來說，讀者之認可孫悟空忽大忽小、忽圣忽凡，正是默認了小說中“所包含的童話性”(第114頁)。

林著之解說《西游記》，選擇了兒童的視角，以“童話性”作為立說的根基，有學理上的考慮，但更與作者的個人興致相關聯(lián)。極度的好奇心、無邊的想象力，以及對于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生活方式的向往，是童心，也是詩心，更屬于保持童心的詩心。

1998年8月9日于石河子

(初刊1998年8月29日《文匯讀書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