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

十年前，我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的“導言”中說過：“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后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你都必須認真面對，這樣，才能在沉思與對話中，獲得前進的方向感與原動力。對于二十世紀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來說，‘五四’便扮演了這樣的重要角色。作為后來者，我們必須跟諸如‘五四’（包括思想學說、文化潮流、政治運作等）這樣的關鍵時刻、關鍵人物、關鍵學說，保持不斷的對話關系。這是一種必要的‘思維操練’，也是走向‘心靈成熟’的必由之路。在這個意義上，‘五四’之于我輩，既是歷史，也是現(xiàn)實；既是學術，更是精神?！?span >[1]十年后重讀這段話，我依舊堅持此立場。今天的主題演說，就談以下四個問題：第一，為什么是五四；第二，風雨兼程說五四；第三，“走出”還是“走不出”；第四，如何激活“傳統(tǒng)”。

一、為什么是五四

晚清以降，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一代代中國人奮起搏擊，風云激蕩中，出現(xiàn)眾多波瀾壯闊的歷史事件。有的如過眼云煙，有的欲說還休，有的偶爾露崢嶸，有的則能不斷召喚閱讀者與對話者——五四無疑屬于后者。五四運動的規(guī)模并不大，持續(xù)時間也不長，為何影響竟如此深遠？我用以下三點理由，試圖做出解釋。

第一，五四運動的當事人，迅速地自我經典化，其正面價值得到后世大部分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認可。有的事件嚴重影響歷史進程，當初也曾被捧到天上，只是經不起后世讀者的再三推敲，逐漸顯現(xiàn)頹勢，甚至成了負面教材（如太平天國或“文化大革命”）。五四運動的幸運在于，剛剛落幕便被正式命名，且從第二年起就有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梢赃@么說，五四成了近百年來無數充滿激情、關注國家命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青年學生的“精神烙印”。長輩們（政治家、學者或普通民眾）不管是否真心實意，一般不愿意與青年直接對抗，故都會高舉或默許五四的旗幟。

第二，五四運動雖也有“起承轉合”，但動作幅度及戲劇性明顯不如八年抗戰(zhàn)。不過，后者黑白分明，發(fā)展線索及精神維度相對單純，不像前者那樣變幻莫測、豐富多彩。如果不涉及具體內容，我曾用三個詞來描述五四的風采。第一是“泥沙俱下”，第二是“眾聲喧嘩”，第三是“生氣淋漓”。每一種力量都很活躍，都有生存空間，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現(xiàn)，這樣的機遇，真是千載難逢。談論五四，對我來說，與其說是某種具體的思想學說，還不如說是這種“百家爭鳴”的狀態(tài)讓我怦然心動，歆羨不已。[2]

第三，某種意義上，五四運動的意義是“說出來”的?；剡^頭來看，20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xù)對話的，還是五四。一代代中國人，從各自的立場出發(fā)，不斷地與五四對話，賦予它各種“時代意義”，邀請其加入當下的社會變革；正是這一次次的對話、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今天中國的思想格局。[3]有的事件自身潛力有限，即便鼓勵你說，也不值得長期與之對話；有的事件很重要，但長期被壓抑，缺乏深入且持續(xù)不斷的對話、質疑與拷問，使得其潛藏的精神力量沒有辦法釋放出來。而五四運動的好處在于，既有巨大潛力，又從未成為“禁忌”。

二、風雨兼程說五四

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事件，當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傳播開去，且得到當時及后世讀者的廣泛認可。塵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報》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務長顧兆熊（孟余）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活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周評論》則刊出學生領袖、北大英文系學生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5月27日的《時事新報》上，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同樣引人注目——“潮流”“運動”“精神”，關于五四的命名與定性竟如此及時且準確。此后，一代代文人、學者、政治家及青年學生，便是在此基礎上建構有關五四的神話。

說五四不僅僅是歷史事件，更是近百年中國讀書人重要的思想資源、極為活躍的學術話題，甚至可以作為時代思潮變化的試金石，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接受。美國學者舒衡哲在《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第六章“五四的啟示”中，辨析新中國成立后官方對五四的看法，以及諸多紀念活動和回憶文章，還有同時期知識分子的抉擇與掙扎。這一章的結語很是悲壯：“‘五四’不只被看作鼓舞知識分子勇士的精神食糧，它將成為照亮中國的政治文化生活的一把‘火炬’?！?span >[4]而我的《波詭云譎的追憶、闡釋與重構——解讀五四言說史》則選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文藝報》等四種報刊，觀察其在五四運動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以及八十周年時的社論及紀念文章，并將其與同時期的政治思潮相對應，看關于五四的言說如何隱含著巨大的政治風波、思想潛力以及道德陷阱。[5]

不說那些意味深長的“故事”，以我有限的閱歷，也都深知聚眾談五四，一不小心就會溢出邊界，介入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談論李白、杜甫孰高孰低，或者評說《金瓶梅》《紅樓夢》的好壞，一般情況下是不會有太多聯(lián)想的——“文化大革命”除外；可說五四就不一樣了，因相互誤讀或有心人的挑撥，隨時可能由平和的學術論爭一轉而成了激烈的政治對抗。關于1999年紀念五四的書刊及會議，我在若干小文中略有涉及[6]，實際狀況比這嚴重得多。以致2009年4月23—25日我在北大主辦“五四與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認真吸取十年前的教訓，從時間到議題到人員的選擇，都仔細斟酌，可還是一波三折。外面的人只曉得北大與五四運動關系密切，有責任扛這個旗子；不知道北大為了這個“責無旁貸”所必須承擔的風險。[7]可仔細想想，沒什么好抱怨的，為什么人家選擇在談論五四的會議而不是唐詩研究或金融會議上說大話喊口號呢？可見五四這個話題本身天然具有“政治性”——你想躲都躲不開。

近百年中國的風風雨雨，讓我輩讀書人明白，談論五四，不管你是沉湎學問，還是別有幽懷，都很容易自動地與現(xiàn)實政治掛鉤，只不過有時順風順水，有時則難挽狂瀾。去年秋天，我選擇在進京讀書三十年這個特殊時刻，盤點零篇散簡，湊成一冊小書，交給北大出版社，約定今年春夏推出，以紀念現(xiàn)代史上最為重要的雜志《新青年》（1915—1926年）創(chuàng)刊一百周年。[8]當時絕對想象不到，會撞上如此“新文化研究熱”。今年一年，我先后接到十多場紀念五四或新文化運動學術會議的邀請；其中，北京大學最為“立意高遠”，準備年年紀念，一直講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建一百周年。

如此大規(guī)模紀念五四新文化，背后推動的力量及思路不一樣，有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有的只是盲目跟風，但我相信其中不少是深思熟慮的。官員我不懂，單就學者而言，之所以積極籌備此類會議，有專業(yè)上的考慮，更有不滿近二十年中國思想界之日漸平庸，希望借談論五四攪動一池春水的。

三、“走出”還是“走不出”

如何看待早就沉入歷史深處、但又不斷被喚醒、被提及的五四，取決于當下的政治局勢與思想潮流，還有一代人的精神追求。1993年，我曾撰寫題為《走出五四》的短文，感嘆“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們至今仍生活在‘五四’的余蔭里”[9]；可十六年后，我又撰寫了《走不出的“五四”？》，稱不管你持什么立場，是左還是右，是激進還是保守，都必須不斷地跟五四對話。[10]從主張“走出”到認定“走不出”（后者雖然加了個問號，實際上頗有安之若素的意味），代表了我對五四理解的深入。

促使我轉變思考方向的，除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之建立》《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專業(yè)著作，還包括“五四老人”俞平伯的詩文以及我前后兩次赴臺參加五四學術研討會的直接感受。

1949年5月4日的《人民日報》第六版，刊登俞平伯、葉圣陶、宋云彬、何家槐、王亞平、臧克家等文化名人紀念五四的文章，此外，還有柏生的《幾個“五四”時代的人物訪問記》。在采訪記中，俞平伯的回答很有趣：五四新文化人氣勢如虹，想做很多事情，“卻一直沒有認真干（當然在某一意義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現(xiàn)在被中共同志們艱苦卓絕地給做成了”；因此，這好比是三十年前的支票，如今總算兌現(xiàn)了。[11]又過了三十年后，也就是1979年，俞平伯撰《“五四”六十周年憶往事》（十首）[12]，除了懷念“風雨操場昔會逢”以及“趙家樓焰已騰空”，再就是將“四五”比擬“五四”，稱“波瀾壯闊后居先”。最有意思的是第十章的詩后自注：“當時余浮慕新學，向往民主而知解良淺?！北绕鹪S多政治人物的宏論，我更認同詩人俞平伯的立場：曾經，我們以為五四的支票已經兌現(xiàn)了；其實，當初的“浮慕新學”與日后的“竹枝漁鼓”，均有很大的局限性。

1999年4月我赴臺參加政治大學主辦的“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學術研討會”，會后接受《中國時報》記者采訪，談及臺灣民眾為何對五四不太感興趣，對方的解答是：“因為我們已經跨過了追求民主科學的階段?！碑敃r我很懷疑，因為這很像1949年俞平伯“支票終于兌現(xiàn)了”的說法。2009年我赴臺參加“五四文學人物影像”開幕式及相關論壇，發(fā)現(xiàn)年輕人對五四的興趣明顯提升。之所以會有如此變化，除了各大學“中國現(xiàn)代文學”課程的講授外，還與普通民眾不再盲目樂觀有關。我曾對照海峽兩岸關于五四的想象與闡釋，既看異同，更注重相互影響：

最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在如何看“五四”的問題上互相影響。臺灣影響大陸的，是對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尤其不滿“五四”新文化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批判；大陸影響臺灣的，是新文學不僅僅屬于溫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須直面魯迅等左翼文人粗糲的吶喊與刻骨銘心的痛苦。[13]

這里說的主要是文學與思想，實際政治比這復雜多了。但不管怎么說，輕易斷言我們已經走出五四的“余蔭”或“陰影”，似乎都很不明智。

作為歷史事件的五四，早就翻過去了；而作為精神氣質或思想資源的五四，仍在發(fā)揮很大作用。這本是平常事，為何我會糾纏于“走出”與“走不出”呢？那是因為，五四新文化人的豐功偉績，某種意義上成了后來者巨大的精神壓力。比如，北大師生最常碰到的責難是：你們?yōu)槭裁床辉佟拌F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如此“影響的焦慮”，導致我們談論五四的功過得失時，難得平心靜氣。其實，換一個角度，那只是一個與你長期結伴而行、隨時可以打招呼或坐下來促膝談心，說不定關鍵時刻還能幫你出主意的“好朋友”，這么一想，無所謂“走出”，也無所謂“走不出”了。

四、如何激活“傳統(tǒng)”

中國人說“傳統(tǒng)”，往往指的是遙遠的過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其實，晚清以降的中國文化、思想、學術，早就構成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梢赃@么說，以孔夫子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偉大的傳統(tǒng)；以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個偉大的傳統(tǒng)。某種意義上，對于后一個傳統(tǒng)的接納、反思、批評、拓展，更是當務之急，因其更為切近當下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與之血肉相連，更有可能影響其安身立命。

人類文明史上，有時星光，有時月亮，有時螢火蟲更吸引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五四的命運如坐過山車。上世紀80年代，五四作為學習榜樣及精神源泉，深深介入了那時的思想解放運動；90年代，五四作為學術課題，在大學及研究所得到深入的探究，但逐漸失去影響社會進程的能力；進入新世紀后，隨著“傳統(tǒng)”“國學”“儒家”地位的不斷攀升，五四話題變得有些尷尬，在某些學術領域甚至成了主要批判對象。而在日常生活中，你常能聽到好像“很有文化”的官員、商人、記者乃至大學校長，將今日中國所有道德困境，一股腦推給了五四的“反孔”。言下之意，假如沒有五四的搗蛋，中國不僅經濟上迅速崛起，道德及文化更是獨步天下。此類“宏論”之所以有市場，除了大的政治局勢與文化潮流，也與研究現(xiàn)代中國的學者們大都埋頭書齋，忙著撰寫高頭講章，而不屑于“爭論”有關。

我并不否認五四新文化人的偏激、天真乃至淺薄，但那是一批識大體、做大事的人物，比起今天很多在書齋里條分縷析、口沫橫飛的批評家，要高明得多。[14]去年五四，我是這樣答澎湃網記者問的：1919年的中國，各種思潮風起云涌，諸多力量逐鹿中原，熱血青年只在救國救民、尋求變革這一點上有共識，至于旗幟、立場、理論、路徑等，完全可能南轅北轍。日后有的成功了，有的失敗了，有的走向了反面，今人只能感嘆唏噓，不要輕易否定。經由一代代人的鉤稽與闡釋，那些長期被壓抑的聲音，正逐漸浮出水面；而那些陽光下的陰影，也日漸為后人所關注。如何看待林紓的捍衛(wèi)古文、怎么論述《學衡》之對抗《新青年》，以及火燒趙家樓之功過得失、學潮為何成為一種重要的政治力量、五四到底是新文化運動的推進還是挫折等，所有這些，不僅涉及具體人物評價，更牽涉大的歷史觀。這個時候，既不能抹殺已獲得的新視野與新證據，也不應該輕易否定前人的研究成果。通達的歷史學家，會認真傾聽并妥善處理“眾聲喧嘩”中不同聲部的意義，而不至于像翻烙餅一樣，今天翻過來，明天翻過去。在我看來，五四可愛的地方，正在于其不純粹，五彩斑斕，充滿動態(tài)感與復雜性。

我的基本立場是：尊重古典中國的精神遺產，但更迷戀復雜、喧囂卻生氣淋漓的五四新文化。我曾說過：“就像法國人不斷跟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話、跟1968年的‘五月風暴’對話，中國人也需要不斷地跟‘五四’等‘關鍵時刻’對話。這個過程，可以訓練思想，積聚力量，培養(yǎng)歷史感，以更加開闊的視野，來面對日益紛紜復雜的世界?！?span >[15]在這個意義上，對于今日的中國人來說，五四既非榜樣，也非毒藥，而更像是用來砥礪思想與學問的“磨刀石”。

今年各地學人幾乎不約而同地紀念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我看來，這既是大好事，也不無隱憂。因為，任何一個偶然因素，都可能使這“熱潮”戛然而止。[16]能否堅持正常的學術論爭，包括與新儒家或國學家之間，改“隔山打?！睘椤按蜷_天窗說亮話”，有擔當而又不越界，是此次大規(guī)模紀念活動能否持續(xù)且深入展開的關鍵。以紀念《新青年》誕辰百年為開端，重新喚起民眾對于五四的記憶，接下來的幾年，只要不因觸碰紅線而引起激烈反彈，有國內外眾多學者的積極參與，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大眾輿論及某些具體專業(yè)（如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的發(fā)展，更可能重塑當代中國的精神氛圍及知識版圖。基于此判斷，如何兼及自信與自省、書齋與社會、思想與學術、批判與建設，將是我們必須直面的難題。

這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除了堅守自家學術立場，不隨風擺動外，還得有進取心，直接回應各種敏感話題（包括狙擊打著國學旗號的“沉渣泛起”）。某種意義上，這是對此前三十年“五四話題”升降起伏的一個反?。夯蛟S，談五四本就不該局限于書齋，解時代之惑乃題中應有之義。

2015年6月17日初稿、

7月3日修訂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初刊《探索與爭鳴》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