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點滴三

點滴一談散漫，二談嚴正；還可以再加一種，談容忍。我是在中等學校念了六年走入北京大學的，深知充任中學教師之不易。沒有相當?shù)膶W識不成；有，口才差，講不好也不成；還要有差不多的儀表，因為學生不只聽，還要看。學生好比是劇場的看客，既有不買票的自由，又有喊倒好的權利。戴著這種舊眼鏡走入紅樓，真是面目一新，這里是只要學有專長，其他一切都可以湊合。自然，學生還有不買票的自由；不過只要買了票，進場入座，不管演者有什么奇怪的唱念做，學生都不會喊倒好，因為紅樓的風氣是我干我的，你干你的，各不相擾。舉幾件還記得的小事為證。

一件，是英文組，我常去旁聽。一個外國胖太太，總不少于五十多歲吧，課講得不壞，發(fā)音清朗而語言流利。她講一會兒總要讓學生溫習一下，這一段空閑，她坐下，由小皮包里拿出小鏡子、粉和胭脂，對著鏡子細細涂抹。這是很不合中國習慣的，因為是“老”師，而且在課堂。我第一次看見，簡直有點愕然；及至看看別人，都若無其事，也就恢復平靜了。

另一件，是顧頡剛先生，那時候他是燕京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禹貢》之類。顧先生專攻歷史，學問淵博，是疑古隊伍中的健將；善于寫文章，下筆萬言，凡是翻過《古史辨》的人都知道?？墒翘斓懒邌荩c其角者缺其齒，口才偏偏很差。講課，他總是意多而言語跟不上，吃吃一會兒，就急得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疾書。寫得速度快而字清楚，可是無論如何，較之口若懸河總是很差了。我有時想，要是在中學，也許有被驅逐的危險吧？而在紅樓，大家就處之泰然。

又一件，是明清史專家孟心史（森）先生。我知道他，起初是因為他是一樁公案的判決者。這是有關《紅樓夢》本事的。很多人都知道，研究《紅樓夢》，早期有“索隱”派，如王夢阮，說《紅樓夢》是影射清世祖順治和董鄂妃的，而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嫁給冒辟疆的董小宛。這樣一比附，賈寶玉就成為順治的替身，林黛玉就成為董小宛的替身，真是說來活靈活現(xiàn)，像煞有介事。孟先生不聲不響，寫了《董小宛考》，證明董小宛生于明朝天啟四年，比順治大十四歲，董小宛死時年二十八，順治還是十四歲的孩子。結果判決：不可能。我是懷著看看這位精干厲害人物的心情才去聽他的課的。及至上課，才知道，從外貌看他是既不精干，又不厲害。身材不高，永遠穿一件舊棉布長衫，面部沉悶，毫無表情。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鐘響后，他走上講臺，手里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臺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該從哪里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做記號的，于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鐘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身走出，還是不向講臺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

又一件，是講目錄學的倫哲如（明）先生。他知識豐富，不但歷代經(jīng)籍藝文情況熟，而且，據(jù)說見聞廣，許多善本書他都見過?？墒怯行┦聟s糊里糊涂。譬如上下課有鐘聲，他向來不清楚，或者聽而不聞，要有人提醒才能照辦。關于課程內容的數(shù)量，講授時間的長短，他也不清楚，學生有時問到，他照例答：“不知道?！?/p>

又一件，是林公鐸（損，原寫攻瀆）先生。他年歲很輕就到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任教授，我推想就是因此而驕傲，常常借酒力說怪話。據(jù)說他長于記誦，許多古籍能背；詩寫得很好，可惜沒見過。至于學識究竟如何，我所知甚少，不敢妄言。只知道他著過一種書，名《政理古微》，薄薄一本，我見過，印象不深，以“人云亦云”為標準衡之，恐怕不很高明，因為很少人提到。但他自視很高，喜歡立異，有時異到等于胡說。譬如有一次，有人問他：“林先生這學期開什么課？”他答：“唐詩。”又問：“準備講哪些人？”他答：“陶淵明?！彼险n，常常是發(fā)牢騷，說題外話。譬如講詩，一學期不見得能講幾首；就是幾首，有時也喜歡隨口亂說，以表示與眾不同。同學田君告訴我，他聽林公鐸講杜甫《贈衛(wèi)八處士》，結尾云，衛(wèi)八處士不夠朋友，用黃米飯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當然不滿，所以詩中說，“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保馑际谴撕竽阕吣愕穆?，我走我的路。也許就是因為常常講得太怪，所以到胡適兼任系主任、動手整頓的時候，林公鐸解聘了。他不服，寫了責問的公開信，其中用了楊修“雞肋”的典故，說“教授雞肋”。我當時覺得，這個典故用得并不妥，因為雞肋的一面是棄之可惜，林先生本意是想表示被解聘無所謂的。

最后說說錢玄同先生。錢先生是學術界大名人，原名夏，據(jù)說因為庶出受歧視，想扔掉本姓，署名“疑古玄同”。早年在日本，也是章太炎的弟子。與魯迅先生是同門之友，來往很密，并勸魯迅先生改抄古碑為寫點文章，就是《吶喊·自序》稱為“金心異”的（案此名本為林琴南所惠賜）。他通文字音韻及國學各門。最難得的是在老學究的隊伍里而下筆則詼諧諷刺，或說嬉笑怒罵。他是師范大學教授，在北京大學兼課，講“中國音韻沿革”。錢先生有口才，頭腦清晰，講書條理清楚，滔滔不絕。我聽了他一年課，照規(guī)定要考兩次。上一學期終了考，他來了，發(fā)下考卷考題以后，打開書包，坐在講桌后寫他自己的什么。考題四道，旁邊一個同學告訴我，好歹答三道題就交吧，反正沒人看。我照樣做了，到下課，果然見錢先生拿著考卷走進教務室，并立刻空著手出來。后來知道，錢先生是向來不判考卷的，學校為此刻一個木戳，上寫“及格”二字，收到考卷，蓋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記入學分冊，而已。這個辦法，據(jù)說錢先生曾向外推廣，那是在燕京大學兼課，考卷不看，交與學校。學校退回，錢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于是學校要依法制裁，說如不判考卷，將扣發(fā)薪金云云。錢先生作復，并附鈔票一包，云：薪金全數(shù)奉還，判卷恕不能從命。這次爭執(zhí)如何了結，因為沒有聽到下回分解，不敢妄說。總之可證，紅樓的容忍風氣雖然根深蒂固，想越雷池一步還是不容易的。

北京大學畢業(yè)證書照（1934年）

1940年5月與夫人李芝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