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勝粦師

20世紀80年代中期，勝粦師擔任中山大學歷史系的行政職務以后，主要精力放在組織聯(lián)絡方面，后來又傾力籌建和發(fā)展近代中國研究中心，人們自然對這方面的活動較為關注，或許多從這一角度記其事功。不過，作為學人，其在學界立足的基礎還在學術。據(jù)說勝粦師當年是中山大學有數(shù)的才子之一，其出色的才賦一直為各級有關領導所注重。在他的專門研究領域，水準和貢獻也是有目共睹，自不待后學者來評判。在此只能就個人學術經(jīng)歷中得其教誨或受其影響的若干片斷，略為記述，雖不一定能為勝粦師增添光彩，或可供后學者揣摩追仿。

一 知遇之恩

我考進中山大學歷史系攻讀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碩士學位，是“文革”后恢復招收研究生的第三屆。由于上一年中大歷史系未招生，所以對于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而言還是第二屆。當時全國能夠招生的師資為數(shù)不多，領銜者多為大先生，也就是老師的老師。中大亦不例外。那一年我便投到陳錫祺先生的門下。陳先生長者風范，“文革”前已經(jīng)帶過研究生，教人自有章法。當年中大錄取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生僅我一人，勝粦師參與閱卷和錄取。后來他告訴我，對我的卷面回答相當詳盡感到滿意。

因為人少，不便開課，陳錫祺先生令我閱讀《光緒朝東華錄》和謝文孫的《辛亥革命的歷史編纂學》，并隨77、78兩屆的本科生聽幾門選修課，其中勝粦師的《鴉片戰(zhàn)爭前后的社會思潮》，印象最為深刻。鴉片戰(zhàn)爭前后，剛好是所謂近代與前近代的分界，因為分屬不同的專業(yè)和教研室，習慣上兩段截然分離，不相貫通。與一般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講法不同，勝粦師用了大量的篇幅詳細講述明末清初以來的學術流變，以及中外接觸交往的歷史，以說明鴉片戰(zhàn)爭前后經(jīng)世致用思潮的淵源。由于講了半個學期，尚不到鴉片戰(zhàn)爭，有人疑其是否序幕太長，枝蔓過多。其實勝粦師的講法恰好能夠正本清源，將整個清代歷史勾連貫通，是改變以往治中國近代史攔腰斬斷的必經(jīng)途徑，而為一般近代史所欠缺。而將學術與思想文化融合一體，不僅符合歷史的實際，也有助于說明變化的過程。作為剛剛入門的后進，得此別開生面的教授，自然獲益匪淺，而且更加意識到治中國近代史必須博大精深，將古今中外熔于一爐。后來的治史方向，與此潛移默化的影響不無關系。得知我的感受心得，勝粦師也表示贊許，認為能夠體會其苦心孤詣。言下之意，孺子尚可教也。多年后提及此事，還為自己當年識人不錯而面露喜色。

20世紀80年代初期，陳錫祺先生德高望重，是中山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旗幟，而年富力強的勝粦師實際負責具體行政和業(yè)務組織工作。當時學術界普遍面臨青黃不接、后繼無人的尷尬境地，培養(yǎng)研究生無疑是當務之急。勝粦師協(xié)助陳先生進行學術組織工作，對于培養(yǎng)研究生也積極參與。我在上課之余，對學校的圖書館和歷史系的資料室展開地毯式搜索閱讀，尤其對舊編目圖書、古籍和舊期刊興趣濃厚。雖然自小好看書，在并不提倡讀書的年代，走南闖北，也接觸過一些小地方的公共圖書館和機構圖書館，上大學時，又利用過四川大學的圖書館，但是，對研究生幾乎全面開放的中大圖書館，所給與的沖擊力還是極其強烈。入庫看書與在外借書，感覺的確全然不同。中山大學圖書館收藏的晚清各種期刊，數(shù)量之多，在全國各大圖書館中，亦不多見。后來才知道，其中多數(shù)是1928年顧頡剛前往江浙收書的結果。仔細閱讀這些書刊，我開始對留日學生的問題感到興趣，稍后又擴大到國內新式學堂學生和一般知識人，逐漸形成了一些可以深入探討的題目，曾向勝粦師報告，得到鼓勵。后來這些想法大都一一落實，撰寫而成的論文，除陸續(xù)發(fā)表外，多收入幾本專著。

二 教之嚴

研究生的生活規(guī)律簡單有序，轉眼到了學位論文交卷的時間。其時年逾古稀的陳先生不顧體弱多病，悉心指導。論文的初稿出來后，陳先生看過，認為底子不錯，但還需要認真改動，可以提升的潛力才有可能充分發(fā)揮。為此，他在抱病繼續(xù)指導的同時，又委托勝粦師協(xié)助指導，著重幫助我提高論文的質量。我的論文初稿約10萬字，勝粦師仔細審閱，首先把握住我的思路，然后循著這一思路提出修改意見。他不贊成輕易改變結構，認為主要問題是過于平鋪直敘，應將重點放在加強歸納、精煉文字、深化主題等方面。我先是認真思考消化勝粦師的意見，在此基礎上，對論文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不過，清末國內學堂學生的行為大量是重復性的類象，如何表現(xiàn)，一時間似無良策，因此修改工作進行得并不順利。開始改了幾遍，還覺得有話可說，也知道如何下手，過程性的敘述壓縮，注意不同層面的歸類，文字逐步精煉。每改一次，勝粦師都要從頭至尾仔細審閱一次，如何勞心勞力，現(xiàn)在自己也帶了不少研究生，才能深有體會。

大約改到五六遍時，感到內心已是一片空白，似乎進入了學術失語的狀態(tài)。雖然不太滿意，但若要繼續(xù)再改，又不知如何下手。而勝粦師認為還可以更上一層樓，面對有些迷茫甚至開始焦躁的我，不厭其煩地說明他的意見，努力開啟我的思路。勝粦師是寫文章的高手，其想法在他自然是胸有成竹，輕而易舉，但是對于入門不久的我而言，有時就不免有些難以捉摸。經(jīng)歷了一兩個月的痛苦煎熬，在勝粦師一遍又一遍地啟發(fā)引導下，終于悟到了其中的奧妙，逐漸改出了令陳先生、勝粦師和其他老師大體認可的定稿。這次的修改碩士學位論文，歷時9個月，先后十易其稿，個人經(jīng)歷了一次學業(yè)上的蟬蛻，由此上了學術之路。此后，這樣的經(jīng)歷還有過幾次，每次都有所提高，對于學位論文的高下有了深入一步的認識。然而，如果沒有勝粦師當年的誨人不倦，愚鈍如我，要想踏上學術正途，至少還會經(jīng)歷更多的曲折。

不僅如此，這次學業(yè)蟬蛻一直影響著我后來的習慣，至今依然。每作一文，都要改到五六次以上甚至十余次，才覺得可以拿出手。發(fā)表研究成果，不是走向領獎臺，而是獻到祭壇上，不能不慎之又慎，乃至戰(zhàn)戰(zhàn)兢兢。在使用個人電腦之前，每改一稿，就須謄正一次，費時費力。個人電腦的普及，使勞動強度大幅度降低，因為方便，修改的次數(shù)越來越多。往往發(fā)表之后，甚至結集出版之后，還要根據(jù)新出資料和研究進展，不斷簽注修訂?，F(xiàn)在一些師友以為我著文甚易，其實自己十分清楚，有數(shù)的論文都是擠出而非流出。而且似乎有種偏見，好文章一定是改出來的，尤其是史學論文，必須表述與事實吻合，一氣呵成往往只是邏輯暢順。所以要求自己的學生至少提前半年交出論文初稿，以便充分修改。開始均以為難，而且認為沒有必要。直到一遍遍修改下來，仍然難以達到令人滿意的程度，才明白時間真的不夠。治學是與古往今來有大智慧的人神交，豈能輕而易舉？敢于出手，不過是無知者無畏罷了。學人自己缺乏神圣感，又豈能奢望得到他人的敬重？

三 有容乃大

勝粦師對于學問，標準極高，近乎嚴苛，但作為學術機構的組織者，并不以個人的好惡定于一尊，而是鼓勵人盡其長，各顯所能。一般而言，有所長者個性往往較強，學界可能更為突出。勝粦師能夠兼容并包，善用其長，因此，有助于人人最大限度地發(fā)揮潛能。其門下士佳作迭出，所負責的本校幾個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學術機構，也穩(wěn)步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

勝粦師的兼容并包，并非無原則的好人主義。除了學術標準之外，無論寬嚴，都是對事不對人，決不因個人好惡而影響對人事的判斷。勝粦師愛才，獎勵扶掖后進，不遺余力。即使后來身患重病，臥病在床，還堅持指導研究生，并不斷通過電話等方式口授各種推薦意見。對于一些人的某些出格言行，勝粦師也頗為不滿，私底下曾當面教訓，但在公開場合，仍以提攜表揚為主，多取保護主義。旁人往往覺得過于寬宏大量，勝粦師也不無偏愛的成分，不過其所作所為，主要是為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學科的整體發(fā)展，盡量避免因處置不當在國內外學術界產(chǎn)生負面影響。

勝粦師提攜后進，不僅得到本專業(yè)師生的一致贊許，在系、校乃至本省和全國同行當中，也是有口皆碑。曾有在國內某著名研究機構做事的友人談及，前輩學者盡管見解有所不同，對人對事，大體能夠只論是非，不計利害，反倒是新進時賢不能堅守準則，往往但憑利害，是非不分。聞言頗為感慨。勝粦師那一代人，得到老輩學者的春風沐浴，不失君子之風。而后來者經(jīng)歷“文革”的腥風血雨，又被商品大潮沖得斯文掃地，再加上各種評估的威逼利誘，江湖氣和市井氣漸盛，頭上那塊用來遮羞的方巾，早已成了自嘲的對象。追憶前賢，只能期望社會發(fā)展?jié)u上軌道，學人可以回歸學術本位。否則，靠道德自律的學人不能潔身自好，又怎能成為社會的良心？守住身邊和心中那一方凈土，當是勝粦師那一代學人歷經(jīng)艱難、矢志不渝的最大心愿。